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褚朝新
(本文首发在《廉政瞭望》)
最近新华网报道说，海南现代集团董事长邢怡川参加博鳌论坛时说：现在官员普遍和企业接触少了，很多官员“不吃、不拿、也不干”，不跟企业接触，能躲就躲，能避就避，害怕做事越多，犯错越多。
按这个意思，是常态化的反腐导致官员为了避嫌躲着商人。我对此种说法很怀疑，但邢董事长既然这么说，或许是有亲身经历，建议海南省纪检部门去找他聊聊，查查是哪些部门的哪些官员如此这般的不作为。
我对“反腐后官员躲着商人、该办的不办或者拖着办”的说法表示怀疑，是因为很多地方的纪检监察部门在反腐风暴前就已经开始大力抓官员“庸懒散”、不作为的问题。比如武汉市纪委，几年前就开始“治庸问责”。在武汉，如果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被抓到上班迟到早退、玩游戏、炒股、看电影、不按期限给民众办理该办结的事情，都会被问责处分。副市长、各区区委书记、区长和各局办一把手还要上电视问政，该管的没管、该办的没办，都要被问责。
我参加过武汉的电视问政，不少厅局级官员被问责。比如，武汉市蔡甸区区长彭巧娣在2013年年底武汉市电视问政现场，承诺对某村民房屋因附近开山采石受损问题请专业部门鉴定后维修，但事后未再安排检查、督办致使承诺未兑现，直到2014电视问政再次曝光同类问题后才对村民的诉求予以解决，彭巧娣受到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处理。
再比如，武汉汉阳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晏宇桥，对电视问政曝光的两个问题未组织力量开展调查，对区纪委工作人员仅根据各单位书面说明综合汇总的回告予以认可并同意上报，调查报告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定性意见等问题，直至武汉市纪委直接调查后发现有关部门存在不作为、乱作为问题，汉阳区纪委才开展调查问责工作，晏宇桥受到诫勉谈话和通报批评处理。
所以，反腐之后官员躲着商人，在那些真的“治庸问责”的地方，不会是普遍存在的问题，有也只会是个别现象。
在那些对官员“庸懒散”视若无睹的地方，则确实可能会出现官员躲着企业的情况。那么，这个问题的症结是不该反腐呢还是该“治庸问责”呢。如果有些人把一些地方官员不作为怪罪到反腐身上，我以为是别有用心。如果一个地方老百姓靠给公务人员行贿才能办该办的事情，并且一旦这些公务人员没有了工资以外的“好处费”就不办事，那么这个地方已经烂透了。
按照各行各业的职责要求，一个公务人员该给纳税人提供哪些服务，基本都有明确的规定，办一个准生证或者营业执照，需要多少天、需要交纳多少工本费、需要提供哪些资料，都清清楚楚，如果计生、工商部门的官员躲起来不按时办，那绝对不是反腐导致的，而是反腐不够狠导致的。既然有些地方已出现反腐后官员躲着企业的情况，这些地方当务之急是要“治庸问责”。
2014年纪委改革之后，各级纪委官员和各部门的纪检组长都要集中主力搞监督。教育系统的纪检组长，以后不用再操心招多少生、考什么试等具体的业务了；司法系统的纪检组长，也不用再管法律服务工作者能办哪些案子不能办哪些案子了；各级党委的纪委书记，也不用什么议事协调机构都要挂名参加了，可以一门心思抓监督执纪。如此一来，纪检官员都有了更多监督的精力和时间，这对于不作为的官员来说，等于是头上悬着一把剑。
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老百姓都希望官员不贪腐、办事还效率高。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就应该能满足纳税人这种基本的要求。反腐要被拥护，最终目的就应该是为了让老百姓享受更多身为纳税人该享受的服务。一些地方出现反腐后官员不给老百姓办事的情况，纪检部门就该进一步查“庸懒散”的问题，谁不作为、谁消极怠工、谁想当太平官，都该给予有效的惩戒和处罚。
如果反腐只停留在让官员不敢贪腐的地步，如果反腐之后官员都想当太平官、可以喝茶看报不干活，那反腐就失败了。反腐，应该进一步深入，建立长期有效的制度，才是不让“太平官”出现的根本。说是反腐催生了太平官，那是错觉，也可能是在反腐风暴中睡不着觉的人虚晃的一招，大家别花了眼。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