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任何时候，他的眼前都有一条快要筑完的自由大路
文/白桦
我和电影演员王蓓1956年冬天在上海结婚的前夕，接到我的上司——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学创作室主任虞棘给我的电话，善意地提醒我：“婚礼不可张扬，电影界是个多事的圈子，人也比较……”最后一句没有完全讲出来。
我当然知道，他指的是电影人比较复杂，虽然对电影《武训传》铺天盖地的批判已经过去五年之久了，在很多人的眼睛里，这些炮制《武训传》的人还是不太“干净”，有些人还留着“反动知识分子的尾巴”。我的领导猜测：王蓓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武训传》，她的婚礼，《武训传》的合作者们一定会来参加，特别是她的恩师孙瑜。她是孙瑜先生从南京一条石板小巷里领到上海、领进摄影棚的。
其实，我们压根就没有准备举行婚礼，只是想邀请极少数至交聚一聚，其中当然会包括孙瑜先生和师母，还有赵丹。接到北京来的这个电话以后，就改变了，只在卢湾区领了两张结婚证，再承蒙乔奇、孙景路夫妇借给一间屋就算结婚了。时隔多年，阿丹还为此不能谅解。
但婚后三天，在新人回娘家的日子，我们还是去看望了孙瑜先生。第一次见面时，我对他了解甚少，除了《武训传》的遭遇以外，只知道他是中国电影的奠基者之一，在美国学过摄影，青少年时代写过诗，曾经把唐代诗人、他的四川老乡李白的诗翻译成英文。也是少数和中国早期伟大的电影演员阮玲玉多次成功合作过的导演。仅此，就够我肃然起敬的了。
与恩师。当年，17岁的王蓓离开南京，跟随孙瑜走进电影圈。
第一眼，我就看出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在他清癯的面容上充满了忧郁，但我并未想到那将是他终生都摆不脱的忧郁，因为他对许多事终生不解，56岁的诗人已经很苍老了。但他的眼睛还是那样明亮，心底里还充满着希望，他还要知道人们关于电影的看法，他还有许多创作计划，全都准备自编自导。
但是，我那时已经预见到他的计划难以实现。在高层对《武训传》的指示里，在刚刚过去的1955年雪片般漫天飞舞的关于胡风批判文字里，哪里会有孙瑜先生自由创作的空间呢？但我不忍心实言相告。从1957年开始，在文化界开展的政治思想运动，一次比一次严酷。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是一个从青年到中年的人，他是一个从中年到老年的人，即使是同样的一段坎坷，他能活下去吗？我这个年轻人活着都很吃力。
事实证明，他所经历的一切比我更加恐怖，无数次的批斗抄家，他一直是电影界罪大恶极的标本。但他活下来了，没有像傅雷那样、没有像石挥那样轻生，却奇迹般活到九十岁。
“文革”结束后的那年春节，我们去给他拜年，他的家很局促，一贫如洗，我却看到这位77岁的老翁，露出了罕见的笑容。面对他，很想问他：您是怎样活下来的？话到唇边却没有说，因为我怕忍不住会哭出来。接着我有一个冲动，想唱《大路歌》：“背起重担朝前走，自由大路快筑完”。也许任何时候，他的眼前都有一条快要筑完的自由大路，他才活下来的。但他的诗歌——他的电影都夭折了。在晚年，只整理出版了《孙瑜电影剧本选集》和译作《李白诗新译》，以及自传《大路之歌》。
如果不是由于1949年《武训传》的被扼杀，在电影王国里，孙瑜先生就是诗电影的一位巨匠。《武训传》摄制组的全体演职人员，几乎全都带着一份相同的困惑走了。他们在走向生命尽头的时候，不知道问谁：我们在1949年充满激情地拍摄的影片《武训传》，还是一部有害的影片吗？他们至死没有看到《武训传》的重新放映。
我的妻子王蓓还健在，但她已经淡忘了自己还拍过这样一部引起过“轰动”的影片，淡忘了在影片里扮演的那个楚楚可怜的小桃，淡忘了为此所受的诸多苦难，更不用说影片里的情节了(编者注：王蓓罹患阿茨海默症)。
我不知道这是她的幸福还是悲哀。但我相信，我的小孙女们有希望看到这部影片将来的辉煌献映，那时，她们会十分惊讶地说：真有武训那样的好人吗？奶奶多么小、多么可怜啊！
(作者为著名作家。原标题：修筑大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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