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代表的只是一种极端思想，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
文/王少喆
上周发生的巴黎恐袭让“文明的冲突”再次成为热议的话题，舆论也出现了一些将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挂钩的观点。
此次巴黎发生恐袭是事出有因。俄罗斯开始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后，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加大了对“伊斯兰国”(IS)的打击。为了报复，IS宣布将在欧洲和俄罗斯发动袭击。在欧洲，法国《查理周刊》在上次“亵渎先知”事件遭袭后，依然坚持自由主义的办刊方针，在俄罗斯坠机事件中配发了“‘圣战’战士头上飘着尸体”的漫画，极端分子从中找到了攻击的口实。
IS的兴起有其自身的背景。在西方基督教文明、东亚文明、中东伊斯兰文明中，后者目前处于比较边缘的境地(如在G20中只有土耳其、沙特两个伊斯兰国家)，和平和发展两个课题一个也没解决。地区冲突不断，社会转型迟缓，青年失业率高居不下，民众对政府抱有很强不满，西方的“颜色革命”也未能带来多少积极的改变，对西方的期待幻灭，这为宗教极端主义的生长提供了土壤。
二战后，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以“穆斯林兄弟会”为代表的宗教组织提出“杰哈德圣战”的口号。事实上，在伊斯兰教义中，“圣战”一词包括“大圣战”和“小圣战”，前者只是“用心用笔用嘴”的内心修炼，后者才是在发生外敌入侵时用“宝剑”的反抗。极端组织是将“圣战”局限为单纯的暴力活动，并抽去了“在受到入侵时”这一前提。
有一种看法，认为伊斯兰教是在四处征战中发展起来的，对异文化缺乏宽容，崇尚暴力。对此，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朱威烈介绍，伊斯兰教在初起之时，曾有过在阿拉伯半岛四方征战、刀剑传教的历史，但后来这种“征战”的武力传教方式已经被放弃。IS等极端组织是以原教旨思想为号召，宣扬当前又回到了“蒙昧时代”，要以武力方式重建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得到了对现状不满的部分民众的支持。
但IS代表的只是一种极端思想，并不是所有的穆斯林，也违反了《古兰经》不许杀害平民的训诫。
必须指出，由于西方国家掌握国际话语权，中国很多对于伊斯兰的认识都来自西方的叙述。正如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被渲染成“中国威胁”一样，将伊斯兰宣扬为恐怖主义的根源，也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朱威烈表示，伊斯兰教也讲究和平、平等、宽容、兄弟情谊，并不都是IS所宣扬的极端主张，对待伊斯兰文明，我们首先应该加强了解，在此基础上平等相待、互相尊重。
对恐怖主义，中国则一向主张“标本兼治”，重在消除其滋生的土壤，这也是在处理“疆独”等势力时的原则。在国际上，中国取得了土耳其政府的承诺，不允许“东伊运”势力在土耳其活动；在国内，坚持“严打”与“善治”相结合，在打击恐怖活动的同时改善民生，进行国家意识的教育，让极端主义失去传播的受众。
尽管如此，对恐怖主义的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工程。日益增多的“独狼”式的攻击和恐怖组织在网络上分散式的组织形态，确实防不胜防，恐怖活动不特定的攻击对象也增加了防范的难度。对此，朱威烈提出，对恐怖组织应在人流、资金流、武器流、信息流等“四流”方面进行控制，“捆住其手脚”。面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共同的敌人，我们在为无辜的伤亡者哀悼的同时，也需要正确认识其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或许正是打赢这场艰巨战役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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