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不等于有文化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顾则徐
江西省政协副主席许爱民是中纪委送给这个春节的一个话资，不过，这一话资的题目跟以前公布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大贪大恶不同，其定性是“严重违纪”。尽管指称其“严重”，但不管怎么个严重法，主题词毕竟只是“违纪”，许爱民还保留有副处级职务，二三年后退休可以享受比较平民而言很不错的待遇，对于他个人算是不幸中大幸。
按照媒体所已经披露的信息，许爱民的违纪主要是两点：一，一家之中四个政协委员；二，“骗”了个“陶艺大师”的称号。两点之中，舆论似乎对前一点比较不满，对后一点则还有“见仁见智”的宽容性意见。然而，我以为恰恰是后一点才不允许宽容，因为前一点还可以用狐疑的眼光看待，后一点则是洞穿了社会价值的底限，是不能被接受的。
许爱民所谓一家四个政协委员，包括其女儿、女婿等。政协是当今中国一大特色，它是一个高级别机关，但性质又不是权力机关，委员有专职、非专职之分，非专职委员并不属于官员。除许爱民本人外，他的女儿、女婿到底属于专职还是非专职委员，目前媒体信息并不清晰。假如都是专职委员，其疑问除了是否按规定提拔外，就是一个都聚在许爱民羽翼下是否妥当问题。假如不只是在江西范围，女儿是东北的委员，女婿是西南的委员，春节一家子相聚好像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委员会议，许爱民一门四委员恐怕并非算是稀奇事情。
不过，即使并不稀奇，一当摆到公众面前，一门四委员在当下比较容易引起“民愤”。在一个官本位意识社会，必然有两个方面的意志冲突，一方面官员会追求垄断官职，另一方面则弥漫着打破、反对这种垄断的社会气氛，尽管垄断现象实际上无时无处不在。然而，平下心来理智看待，一家子当官本身未必就是恶的。人类至今绝大部分文明史流行的是父子官，贵族制度早就打破并建立科举制度的中国，在这方面比西方远要弱化，一方面总是富贵不过三代，一方面则强烈希望能千秋万世。八旗、绿营制度在中国是日益腐化，但父业子承在普鲁士则造就出了职业素养最高的军官阶层。问题不在于一门皆官本身，而在于为什么当官、怎么当官。
官只是一种职业，如果以为当了官，知识、道德就高于平民，那么，当官就是恶的。尤其恶的，是当了官就试图窃取知识、道德。所以，许爱民“骗”了个“陶艺大师”称号才是最恶的，因为他窃取了本不属于官的知识、能力符号。
中国社会尽管有官本位意识，但数千年文明史的基础并不建筑在这种意识之上。中国自古就是把官位与知识、能力相区分，有知识和能力的人可以获取官职，但不能反过来，不能把当官的人视作为就是有知识、有能力的人。尽管八股文是迂腐的，但八股文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掌握这种知识形态的人可以做官，然而做官的人并不就等于掌握了八股文，这叫不学无术。不学无术依然可以当官，之所以能当官是恩赏、荫庇、捐纳。不学无术的人可以通过功勋当官，可以通过父荫当官，再不行可以交笔钱为财政作贡献当官，但如果做假搞八股文给自己戴上一个有知识的高帽子，那就不仅不能当官，而且要杀头。
这是什么？这是中国文明史中吏治的底限，也是社会价值的底限。观之于历朝，吏治之败坏，社会之堕落，无不跟这一底限被洞穿有密切关系。历朝的人们都可以充满热情地当官，但大儒可以教导乃至叱责官员，如果当了官就以为自己是一个比大儒还大儒的人物了，去教导、叱责大儒，就必然为天下笑，吏治及社会一定就秩序紊乱，或腐化。
2015年2月18日
2015年2月21日发表于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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