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佩尔与希特勒/电影剧照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廖德凯
1934年6月30日，一个年轻的建筑师站在一间屋子里，望着一摊在德国大清洗中被枪决的一个熟人的血迹，决定像浮士德那样，把灵魂卖给一个要做大事的党派。随后，他参与了战争并担任了帝国军需部长，用他的卓越才华和组织天赋(包括使用奴隶)，使德国在盟军的猛烈轰炸下，仍然保持着武器生产的速度与进度，延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时间。
这个年轻人被许多人视为纳粹德国希特勒之后的二号人物，他叫阿尔伯特·斯佩尔；其灵魂的买主——“要做大事”的党派，叫作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它更响亮的名称是“纳粹党”。
战后，许多人都在追问：斯佩尔和数百万年轻人被纳粹主义洪流所席卷，他们发自内心地投入到纳粹主义的实践之中，为什么这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会受到诱惑，出卖自己的灵魂？美国欧柏林大学环境研究和政治学教授奥尔在《大地之心》一书中认为，是德国这个当时教育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在最需要公民教育的时候，却没有公民教育”。于是，这些年轻人被技术因素迷惑了双眼，将单纯的技术作为自己所执著追求的事业。而这些他们狂热投入的技术产出，最终给这个世界带来了难以弥补的伤害。确实，如果没有正确的“三观”指导自身的行为，那么，那些有着卓越才能的人的能力越大，给这个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可能也越大。
前文所述的奥尔教授，就致力于构建一个更加理想、更有道德、更有可持续发展影响力的教育体系。他认为，目前地球频发的环境灾难，其根源就在于教育的失败；他相信，“以热爱生命为基础建立的教育，会让我们的本能和潜能觉醒”。而在目前，这种“本能和潜能”在工业社会的功利心态下，很大程度上处于“休眠和荒废状态”。
不过，奥尔教授这种理想显然不容易得到广泛支持，特别是在技术席卷全球并改变了人们生存与生活状态的今天，更多人迷信技术的力量。在我们的印象中，也常常有许多类似这样的看法：科学是超越国界、思想的“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这，也成为“科学原教旨主义”诞生的理论基础。
但无论是蒸汽机的出现、原子弹的爆炸，还是互联网的产生和应用，以及附着于这些技术背后的奇思妙想，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从来不是自古就有的“客观存在”。科学的原理和技术作为“客观存在”的部分本身没有思想，只有规律和物质，但是，科学家有思想！
正由于对于科技本身的迷信，以及对“术业有专攻”的极端化理解，使得目前教育在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间人为设置了障碍。自然科学自不必说，就连经济学这种社会科学，也过于放大了“客观经济规律”，许多经济学家以“尊重客观规律”为名，用“世界是这样的”来对抗和抵制“世界应该是这样的”。缺少对自然、对社会、对他人的热爱，以冷冰冰的“规律”看待市场的运行。
“科学原教旨主义”为了“防止被情感淹没”，提倡科学作为一种工具，可以服务于扭曲、狭隘、冷冰冰、无感情的世界观，而不能为谦卑、敬畏、神秘、惊叹等情感所影响。奥尔教授批评这种现象，指出激情、感情与真正的科学之间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错综复杂、相互依赖的关系。科学，在最佳状态下，是由激情和情感推动的”。他得出一个结论：不要把四肢和情感隔离，而要学会协调，并训练它们以更好地利用。
许多例子已经证明，缺乏责任、迷信技术和数字、没有底线、没有对生命的爱的“有能力”的人，会对社会带来巨大的伤害。每一次灾难，特别是人为灾难，都会让我们爱的本能和潜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觉醒，但这一次次用现实灾难换来的觉醒，其代价却是社会所无法承受之重。如果教育所培养出来的人才，都是缺少悲悯情怀的“技术控”，那么，最终人类的“客观规律”，恐怕也只有走向毁灭一途。
理想的教育以热爱生命为基础，本科教育以通识教育为根本，让杰出的科技人才首先成为具备爱的责任和能力的人，这大概是解决当前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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