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审议
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廖保平
最新消息显示，国家勋章和荣誉称号法草案日前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十六次会议审议。草案规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为国家最高荣誉，由国家主席向获得者授予。并将设立国家功勋簿，记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名录及其功绩。
国家荣誉是国家奖励的最高形式，国家荣誉制度是指以国家名义对品行与业绩优良且为国家发展、社会进步、民族振兴做出杰出贡献的自然人、法人给予褒奖的制度安排。其本质上是国之名器的授予，是靠政治权力为个人或团休提供有高附加值的荣誉称号，来吸引个人或团体为国效力，或引导某种价值观念。
这一制度安排在中国可谓姗姗来迟。早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设立国家荣誉制度，时任人事部部长尹蔚民表示，中国正抓紧研究建立国家荣誉制度和政府奖励制度框架，启动行政奖励法、国家勋章法的研究论证工作，可这一制度建设进展迟缓。在2014年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张德江所作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将制定《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正式列入立法规划。这次，草案终于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十六次会议审议，可以预见，该法不久将可以颁布实施。中国缺乏跨越行业领域、面向全体公民的国家最高荣誉时代将成为历史，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国家荣誉制度空白将被填补。
虽然《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姗姗来迟，中国并不缺乏国家荣誉颁发之实。1955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有功人员的勋章奖章条例》，决定设立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每种勋章分一、二、三级，之后进行了颁受。其中，八一勋章授予在中国工农红军时期(自1927年8月1日到1937年7月6日)参加革命战争有功的人员。独立自由勋章是授予在抗日战争时期(自1937年7月7日到1945年9月2日)参加革命战争有功的人员。解放勋章是授予在解放战争时期(自1945年9月3日到1950年6月30日)参加革命战争有功的人员。
为了表彰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入伍或者参加革命工作的军队干部的历史功绩，并激励他们保持和发扬革命传统，1988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批准中央军委《关于授予军队离休干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功勋荣誉章的规定》的决定，对11万多名军队离休干部授予功勋荣誉章，包括红星功勋荣誉章、独立功勋荣誉章、胜利功勋荣誉章。其中红星功勋荣誉章，授予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或者参加革命工作的军队离休干部，分为两级。独立功勋荣誉章，授予1937年7月7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入伍或者参加革命工作的军队离休干部。胜利功勋荣誉章，授予1945年9月3日至1949年9月30日期间入伍或者参加革命工作的军队离休干部。
1999年和2003年国家设立“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航天功勋奖章”，以奖励相关人员。2003年授予杨利伟“航天英雄”荣誉称号并颁发“航天功勋奖章”。2005年，授予费俊龙、聂海胜“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航天功勋奖章”。
这只能说是非常态化的国家荣誉颁发，而在一些特定领域或特定群体有常态化的荣誉颁授机制，比如团中央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总工会的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妇联的三八红旗手等等，虽然是全国性的，但只能算是“部级”、“社群级”荣誉称号。此外，一些地方也设荣誉制度，比如深圳市设立杜鹃勋章，表彰和鼓励为深圳社会建设有突出贡献的人士，至于各行各业的“优秀”、“十佳”等荣誉表彰则多如牛毛。
这些荣誉，有的标准杂乱，有的多头管理，有的同质化严重，有的权威性不足，与国家最高荣誉无可比拟，作用价值也不可相提并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是落实宪法精神，从国家顶层出发，管理国家荣誉资源，平衡社会价值观念的需要。
现代国家荣誉制度一般认为来源于古罗马，古罗马军人十分看重荣誉勋章，每次打了胜仗，都要举行隆重的授勋仪式。比如公元70年，罗马帝国皇帝提图斯带兵攻陷耶路撒冷后，在奖励仪式上，“(提图斯)一个一个地宣布受奖者的名字，在受奖者上前时(提图斯)鼓掌喝彩，高兴得就像是自己得奖一样。他亲自将金冠戴在他们头上，将金链子挂在他们脖子上，给他们金质短矛或银奖章(奖章上刻有受奖者的名字)，并给每个人升职，然后他又从战利品中给予他们不同的奖励。”罗马军人将勋章视为一生的荣耀，很多人死后，都在自己墓碑的浮雕上，刻上获得的奖章，证明他们曾经英勇杀敌，为这个国家作出过巨大贡献。
世界上诸多国家有学习效仿古罗马做法，并成为自豪的传统。比如法国荣誉军团制度，这是法兰西最高荣誉的标志。1802年5月19日，拿破仑仿效罗马骑士团设立法国荣誉军团制度，表彰手下战功卓著的将军和老兵以及知名人士，最初表彰5000人，其中75%是军人。荣誉军团勋章共分为6个等级，最高等级是军团长勋章，只能授予法国总统，随后是大十字勋章、大军官勋章、司令勋章、军官勋章和骑士勋章。
俄罗斯有一套延续三百余年的国家奖赏制度。俄罗斯国家奖赏有英雄称号、勋章、特种徽章、奖章、荣誉称号和奖金等六类，获奖者可以是俄罗斯公民、外国公民或无国籍者。俄罗斯现在的最高荣誉称号为“俄罗斯联邦英雄”和“俄罗斯联邦劳动英雄”，源于“苏联英雄”和“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美国的国家荣誉制度多以单一奖项的形式设立、存在和立法保障，最高级别的奖项为“国会金质奖章”和“总统自由勋章”。“国会金质奖章”是由美国国会所颁赠，授予对美国历史、文化有可能产生深远影响和重大贡献的个人，获奖者需对美国做出杰出贡献，取得杰出成就，并足以成为美国价值观的最高体现。“总统自由勋章”是1963年设立的，用于取代1946年设立、1961年取消的“自由勋章”，表彰“为美国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文化或其它重要领域作出杰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
此外，英国、日本、德国等都有自己的国家荣誉制度。而中国晚清近代以来，也不缺少国家荣誉的颁授。大清帝国有双龙宝星、大宝章、黄龙勋章、赤龙勋章、青龙勋章、黑龙勋章等国家荣誉表彰；中华民国有嘉禾勋章、采玉大勋章、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等，都是对功勋人员国家层面的嘉奖。
今天，中国不仅需要对军人，更需要对全体公民中为国家、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给予国家最高荣誉奖励，这不只是完善制度建设，也是通过国家荣誉的综合管理来引导人的精神追求，进而提升人的道德水准的迫切需求。
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在两百年前写出《国富论》，主张市场经济，同时又写了《道德情操论》，强调道德对市场的纠偏作用。当下中国搞市场经济，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是不错的，用利于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但市场容易导致过分强调物质利益的分配机制，让整个社会日趋功利化，一切向钱看，为了追逐利益，道德底线屡屡被突破，由此衍生出唯利是图的社会氛围，戾气累积，社会难以和谐，这种弊病已经突出到令人忧心的程度。
道德不是万能的，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社会的裂隙，消除戾气，温暖人心，调和人际关系；可以凝聚人心，共同仰望明天，促成社会共同体的形成。荣誉表彰具有道德促进作用，是对人与人之间高尚道德关系的权威确立，有利于矫正市场配置资源出现的弊病。更加高格一点说，具有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观、激励民族精神、淳化社会风俗、增强国家和民族认同的作用。
不过，荣誉表彰具有道德促进作用，一定是荣誉表彰本身是道德的，即它必须是公平公开公正的，经得起苛刻的道德挑剔的，否则会适得其反。古代的智慧告诉我们，国之名器，不可轻授。因为国之名器是非常稀缺的资源，唯有严格，才显珍贵，才受人追捧，故古代中国追封、赐谥、旌表、授爵都是十二分的谨慎，宁缺勿滥，曾国藩为清朝“中兴名臣”，死后才给“文正”这一当于国家最高荣誉的谥号，如若轻易许给，谁又把这样的荣誉当回事呢？谁又会相信这种激励之下的价值追求呢？政府的权威公信又将何在？
设立国家最高荣誉奖项是容易的，如何建立稳定的评价机制，公正的操作流程，提高透明度，确保评选在在阳光下运行，既要立得起，还要立得住，经得起时间考验，避免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的荒谬结果，才是真正的考验。
（来源：公号“卖思想”maisixiang1。原标题：国之名器不可轻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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