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智库未来如何发展

　　综观中国智库发展现状，基本特点是由官办智库、高校智库、民营智库形成“三驾马车”并立的大格局。但这三驾马车并非并驾齐驱，而是发展极不平衡，官办智库处于强势地位，民营智库相对处于弱势地位，而高校智库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特殊存在，呈现出十分明显的“朝大野小”局面。这与以国际上所代表的大国智库以独立型民间智库为主的潮流，还不是这种情况。 官办智库包括官办智库与半官方（准官方）两种，之所以并为一类，是因为这两种智库并没有清晰的分野，在本质上区别并不大。 官办智库，指处于国家体制内的研究机构或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机构。新中国建立初期成立的智库大多都属于官办智库，由于当时的中国是计划经济的“举国体制”，因此大多数智库属于体制内单位。目前，由于部分体制内单位进行了改革，产生了一些事业单位型的智库，因此当前的官办智库可分为事业单位型智库和大学型智库，而事业单位型智库又可分为隶属于国家行政编制内的智库和具有事业编制的事业单位型智库。 处于国家体制内的研究机构是最纯粹的官办智库，因为该类机构从人员编制到经费来源均来自于国家财政的支持，并纳入到国家行政机构的管理机制内，研究人员一般属于国家公务员的编制。“如国务院研究室和参事室，是中国政府最直接的智囊团，直接为国务院主要领导提供“决策咨询、建言献策、咨询国是”的机构”。而成立于建国后不久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隶属于中国外交部，是一个以研究对外关系为核心的智囊机构。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隶属于国务院，也是一个具有官办行政机构性质的大型智囊研究机构。 事业单位型智库是在改革开放后，事业单位改革的过程中出现的。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事业单位通常是属于政府部门，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事业单位改革这一状况才有所变化。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1998）规定，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而在符合条件的事业单位法人中，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机构也属于官办智库的范畴。 相比行政管理机制内最纯粹的官办智库，这类事业单位型智库具有半官方的特点，主要经费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主要职责是为国家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咨询和支持，但同时也进行一些独立性的学术研究工作。这类半官办智库比较典型的有：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等。 就中国目前的状况来看，官办智库还是中国智库力量的主力。按照软科学机构的统计进行估计，中国各类智库机构将近2500家，其中官办智库的数量占据95%，而民营智库仅占5%，其中还包括隶属于官办智库的人员在民营智库里兼职的状况。由此可见，官办智库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是中国智库的主体。它们依托其政府背景和资金支持，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政府委派的课题，占据着绝大部分资源，几乎垄断了国内的智库领域。它们是中国最主要的决策支持机构，也是当前中国智库最普遍的存在形式。同时，官办智库对中国重大决策与改革的进行也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作用，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到推进农村改革，官办智库都曾不遗余力的为决策者提供决策参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交的“383”改革方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1、中国官办智库概况 中国官办智库的规模较大，人员数量和机构设置较多。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其拥有38个研究院所、180个非实体研究中心，主管全国性学术社团105个4000多名研究人员，而全欧洲智库的研究人员也不超过五千，其规模在世界上堪称首屈一指。《2013全球智库报告》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报告所列的前100家全球非美国智库排名第9，全球前150家智库中排名第20。另外，全球前100名智库中，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也榜上有名。由此可见，实力较强并具备国际影响力的智库均为体制内的单位。 而在国内的官办智库中，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发布的《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该报告将官办智库分为了党政军智库系统和地方社科院系统。）显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及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分列党政军智库系统前三甲，上海社科院、北京社科院和广东省社科院则是地方社科院系统的前三名，其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还位列综合影响力排名的前两名。 官办智库在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上具有很大的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体制内的身份。这种身份使官办智库的发展带有较强计划性和行政指令性，研究课题主要来自政府部门的委派，再加上经费依赖财政拨付，使官办智库缺乏灵活性与参与市场竞争的动力，缺少市场竞争的意识。但这种身份也使它取得了与政府部门保持良好沟通的近水楼台，利用其发挥影响政府决策的作用。由于从成立到发展，主要的推动力就来源于政府，虽然在体制改革的呼声中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因为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政府对官办智库的支持有着迫切的需求，所以官办智库的发展依然良好。 体制内的身份形成的沟通政府的渠道使官办智库研究成果的能直通中南海，对政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其建议往往会出现在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相关会议、五年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这些将会成为某段时间的纲领性文件中。而官办智库机构不但传递意见的渠道畅通，也会比较及时地得到高层的反馈。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为例，2012年报送各类研究报告572篇，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对其中145篇报告做出批示271件次。 2、“绝代双骄”与“七大门派” 《中国新闻周刊》曾对中国智库的发展做个专门的报道，它提出的“绝代双骄”与“七大门派”两个概念，很好的概括了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与当代的知名官办智库。 改革开放初期，体制改革与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是当时社会和政府最关心的问题，因此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体制改革研究所备受重视也在情理之中，两者可被看做是当时中国官办智库中的“绝代双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和体制改革研究所专注的领域各不相同，单从研究所的名称也可以简单的区别两者关注点的不同，并在各自的领域内对推动制度建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就是家喻户晓的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的直接推动者，而体制改革研究所则是上世纪8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库”，央行行长周小川、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都曾在该所工作过。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也在变化，因此占据官办智库体系核心地位的智库也在不断的变化。目前，占据官办智库体系核心地位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党校、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务院研究室、国家行政学院，可以说是中国官办智库的“七大门派”。这七大门派智能各不相同，“中央政策研究室是中共最高智囊机构，中央党校和社科院经常参与起草党代会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则是国务院的经济智囊，国务院研究室也常参与重大经济决策的调研，国家行政学院则是国务院的政治智库。” 除上述七大智库外，官办智库还包括中央编译局、国务院参事室、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另外，目前也有地方政府举办的有特色的智库，列如海南省政府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创建了中国南海研究院。我在前两年在海口还专程访问参观了该研究院，这也是中国应对当前南海国际问题的新型智库。 3、中国十大智库：官办为主 2006年，中国首届智库论坛发布了中国十大智库排名。这一排名评选标准是：为国家决策提供政策和咨询数量以及这些政策和咨询在相关领域产生的影响。国内知名的科研院校、学者专家和智业机构根据这一标准评选出的中国十大智库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这十大智库的研究领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均为官方或半官方智库。这从侧面反映了在当前的中国智库行业内，官办智库占有绝对强势的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聚集了一大批社科、经济领域的资深学者，对国家内政外交政策的制定有着无法比拟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中央和国务院的主要智囊机构。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太平洋经济合作全国委员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研究重点则集中在外交政策方面。近年来，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对外也一直在推行积极的外交政策，这方面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上述四家智库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中国军事科学院、中国国际战略学会则是为于军方决策提供智力支持的智库，对中国的军事战略、军队未来的建设与发展等都有重要影响。 4、官办智库特色案例 除了上述实力和影响力较强的“权威”智库，庞大的官办智库阵营中还有一类走专业化、特色化路线的智库比较令人瞩目。它们可能规模并不大，但在特定领域内却是独领风骚、不可替代。这类智库大多是隶属于国家部委的事业单位，典型的有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等等。 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简称人科院）隶属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要研究服务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体系的理论与政策，并取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其中有70多项研究成果荣获国家级和部级优秀成果奖。人科院能取得众多成果，与其拥有一支高水平分研究队伍是分不开的。目前，人科院共有研究人员119人，其中享受政府特殊津的贴专家4人，研究员14人，副研究员21人。而且人科院还有余兴安、吴江、罗双平、李维平、柏良泽等一批权威学者专家和高水平的客座研究员，也包括像王通讯这样的资深兼职研究员。这些都为人科院在研究领域取得重大成就奠定了基础。 （注：本文选自《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著，人民出版社 原文题目为《中国智库“三驾马车”之官办智库》） 《大国智库》[详情]

　　 《大国智库》王辉耀 苗绿著     高校智库即各个大学主办的各种研究院、研究所或研究中心，是一种学术型的智库研究机构。在庞大的中国智库群中，高校智库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它们有的偏重学术研究，有的偏重影响政策，独立性也相差很大，有时候，它们更像半官办智库，某些情况下，它们又更接近民营智库。 高校智库广泛的存在于国内研究型的知名大学中，由大学在其他机构、团体的协助下主导创建。这类智库的的经费一般来源于其创建者，主要包括学校拨款、基金会、企业公司的资助或私人捐助。高校智库的研究人员基本是以校内各学科的教师为主，同时也会从其他大学、研究机构聘任的研究员，主要从事政策问题研究。 1、高校智库概况 高校智库通常直接挂靠在大学院所之下，可以广泛利用学术资源，在研究深度与研究广度上都有较大的发挥空间，其提供的研究结论也更具科学性。与官办智库主要不同的是，它们没有权力和校外的独立法人签订合同，财务上不能独立核算。中国的高校智库之所以不具备法人地位上的独立性，主要源自高校为了便于统一管理。由于这类智库数量较多，且也不在国家任何行政管理部门登记并接受管理，所以大学型智库的数量难以准确统计。 高校智库高校智库的影响力与大学本身的研究实力是紧密相关的，因此一般都依托于著名的研究型大学或综合性大学，以利用其高层次人才密集、学科优势明显、馆藏资料丰富、学术研究氛围浓厚的优越条件，从而为自己的发展提供良好环境。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软科学研究所等都属于高校智库，其中，相对来说前两者的影响力较大，其他高校智库的影响力则要小一些。高校智库依托其资源和人才优势，一方面从事政策理论研究，另一方面也围绕国家现代化和社会进步的重大课题进行调研，担负起给各级政府和企业决策者充当“智库”的重任。随着高校智库的发展，各级政府也越来越重视这类智库的作用。高校智库发挥作用的方式有两种：一是许多高校的专家、学者以顾问形式参与政府决策；二是各级政府为了提高决策的科学性，通常会在做出重大决定时向高校智库进行咨询。 相对于官办智库，高校智库的研究方更为主动和自由，主要针对当前社会发展的热点经济、政治、科技、思想文化等问题展开宏观研究且理论性研究相对较多。 相较于官办智库与民营智库，高校智库拥有其无可比拟的优势，其对决策和社会的影响也在日益增大。一方面，相对于官办智库，高校智库研究氛围更浓厚，且在研究方向、领域方面更加自主；另一方面，相对于民营智库，高校智库能够享受国家财政支持，经费来源比较稳定，为其研究的独立性和长久性提供了经济基础。因此，借助高校的品牌优势及其自身深厚的研究实力，此类智库在争取研究项目的时候具有很好的优势，发展势头良好。 2、中国高校“智库双壁” 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发《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分列中国高校智库系统影响力前五位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 作为世界知名的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研究实力超群，是中国高校的“双子星座”。与之相适应的是，这两所高校也走在了中国高校智库研究的前列，其中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是中国成立较早且影响力较大的两个高校智库，堪称中国高校的“智库双壁”。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英文简称为CCER）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由知名海归学者林毅夫等人创办于1994年8月，中心研究领域主要是经济管理理论和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各个领域的主要问题，政策研究一般在学术与政策结合比较紧密的领域开展，如人口方面的学术研究，很多可以直接转变为政策研究。该中心具有人脉广、对现实问题敏感、专业根基厚实等特色优势，出版的《经济学季刊》具有较强的学术影响力和专业影响力。同时，该中心还主办高端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美经济对话”（US-China Economic Dialogue），积极开展对外交流合作。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前身为由著名国情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胡鞍钢教授在1999年创办的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2000年，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杨柏龄和清华大学副校长何建坤签署合作协议，成立了跨两大单位的校级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简称国情中心）。该中心关注的领域包括中国经济和社会、中国政治与治理、中国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与世界等，并针对相关领域的的公共政策开展研究工作。该中心发行的内部刊物《国情报告》，是能对国家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的内参资料。自成立至今，该中心积极发挥了影响政府决策的作用，参与众多国家重大决策的研究工作，已有多项研究成果被政府采纳。 3、新型高校智库 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智库建设，近年来涌现出一大批新成立的智库。特别是国内一批知名的研究型大学和综合性大学，开始纷纷新建或重组各种智库机构，其中有些直接是响应“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指示而成立的，与以往大多数那种大学研究所、研究中心不同，它们起点高、基础好、实力强且定位清晰、理念先进，是更为纯粹的高校智库，并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这类智库，以北京大学的知识产权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的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礼研究院，南京大学的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等为代表，它们要么更注重寻求“国际号召力”，要么更积极参与国家战略和公共决策，是新时期的新型高校智库。 以中国人民大学与上海重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2013年1月19日联合创办的重阳金融研究院为例，就是与传统高校研究机构迥然不同的新型高校智库。研究院采用基金运营方式支持其运营，主要资金来源为基金盈利，有保障可持续。同时，保障了研究院相对独立的地位，研究工作较少受到限制和干预。研究院“力求为国家培养和发展输送高级金融人才，立志打造一个以‘大金融’研究与传播为核心目标、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智库，最终实现金融报国、知识报国的宏愿。” 值得注意的是，高校新型智库近两年还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合作共建模式，如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与校地廉政共建联盟。前者是是在外交部、国家海洋局等多部委支持下，由武汉大学牵头，联合复旦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外交学院、郑州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水利部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交流中心在2012年联合发起成立的，主要服务于国家海洋战略研究。后者是在2013年由3个区，即南京市栖霞区纪委、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纪工委、仙林大学城纪工委，与5所高校，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联合创立的，创立的目的是抱团推进区域反腐，该联盟是国内首个专业反腐智库。两者都是高校智库合作共建模式的重要创新和积极探索。 （本文选自《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著，人民出版社）[详情]

　　改革开放三十五年，中国社会在物质层面的进步举世瞩目，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国际贸易国。然而，这些成就仅仅属于过去三十五年，属于硬件方面的发展。中国社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进步，还应该包括软实力的发展，即思想观念、文化教育、治国理政方面的突破，而其中政府决策、政策的科学化、合理化改革更是关键因素。如果中国能有大量真正独立的、高质量的智库产生，那么，中国政府的对内对外决策就能集聚各方面贤能达人的合理论证和声音，从而提升决策的科学性、有效性和民主化。 虽然中国有着与西方有不同的国情，中国有着西方所无法比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和效率，然而，如果决策不够科学化，“集中力量”所带来的损失也是巨大的。中国需要提出一定的“储备性政策”、并且具备专业能力的政策研究机构，即智库。另外，中国“兼职”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不同于西方全职的议员，社会与公民该委托谁来进行相关的政策研究便显得特别重要，这意味着中国特别需要发展一批保持一定独立性、民间性与利益中立性的第三方智库，并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实质的推动。 由于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程度和公共管理体制的不同，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智库发展环境具有相当大的差别。中国要发展智库，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成熟发展经验，一方面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模式，需要定义新的智库功能和定位。 一、建立百花齐放的智库格局体系 中国智库的建设一个是中国智库格局问题。中国智库的95%是官方智库，在决策当中起主要作用的也是官方智库。所以，现在中国智库的格局是不均衡的。就像是计划经济时代没有任何私营企业一样，智库之间缺乏竞争就会存在问题。 从智库长期发展或者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讲，民间的智库应该是大力发展，给出一些政策的支持和一些可发展的环境支持，这取决于思想产品是不是一个竞争市场。如果思想市场形成，中国智库格局体系应该是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全局发展的态势。 二、研究定位：战略性长期问题 西方智库在定位于功能上，明显不同于企业的特征，便是其研究的战略性和长期性。同美国智库一样，中国智库的作用应该具有战略性和前瞻性，这是智库的基本定位。研究具备战略性，就意味着研究成效具有长期性，无法用短期的评估机制评估成果和作用。因此，定位战略性的同时，智库的内部或外部，应建立起相应的长期评估机制。同时，人才的储备方面应着眼于战略性人才的储备。 三、加强中国智库的社会舆论引导功能 启迪民智，是智库的重要功能。中国智库在引导社会公众的舆论导向这方面做得还够，跟西方非常重视媒体网络的传播相比，我国相对较弱。目前，大多数智库的宣传渠道仅限于机构网站和活动，如成果发布时的媒体宣传或研讨会、论坛，这些宣传仅仅是对研究成果的侧面宣传，引起公众瞩目的效果十分有限。许多民间智库机构，甚至没有足够的办公场所，在居民住宅中办公，更没有人力财力建立网站和使用新媒体。官方智库不缺乏经费支持，但由于其功能设定的单一，即只需要完成政府课题任务，提供决策建议，往往缺乏引导社会舆论的动力。 四、将人才储备和旋转门纳入智库功能之中 西方智库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间接影响决策，但是对中国智库来说，其服务的政党相对稳定和固定，从而有更好的直达的通道。尤其是官方智库，与政府的“距离”更近。因此，中国的智库更应该倡导人才的旋转，人才的旋转也更便捷，智库之间体制方面没有多少跨度，可以实现智库人才和党政行政单位人才的互相交流和流动。 （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 本文选自《大国智库》，王辉耀、苗绿著，人民出版社 原文题目《中国新型智库的功能与定位》）[详情]

　　荆林波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主任、研究员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于中国目前的智库建设存在什么问题呢？有的学者认为：“新型智库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行政化倾向比较严重，搞不好就会与政府主导型智库区别不大”。具体表现在，从现有的一些新型智库来看，大多是一些退休的“前官员”占据民间智库的领导岗位发挥余热。 我个人认为，新型智库的行政化倾向，如果只是上述的表现则要一分为二地看待。从国际对比的经验来看，从政府部门的官员到智库领导人或者反向任职，这种交叉任职被称之为“旋转门现象”。美国是旋转门的集大成者，究其原因是美国的政治体制。每隔4年的总统大选后，大约有4千人面临转换工作，由此形成了行政官员与研究者的角色交换，这种大轮换使得政府与智库的关系更加密切，人际交往更加频繁，权力和智慧得到最有效的融合，它不仅仅提高了美国有关政府部门的决策力，增强了其人员活力，而且也使得智库有的放矢，做好政策工具的储备与人员的培养。比如，在奥巴马政府任职的前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他曾经是布鲁金斯学会成员，他从1977年至今，五次穿越“旋转门”，是迄今为止穿过“旋转门”次数最多的一个人员。 在我国，在改革的进程中，越来越多地官员进入国有企业，实现了角色转换。最近一些年，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进入大学，或者从大学进入政府部门。2013年12月，曾经有媒体统计14名省部级官员曾是大学校长书记。当然，也有在山东出现的现象，8名高校官员落马，多由地方行政转岗高校任职。 我们相信，随着在中国随着新型智库的建设在加快，越来越多的官员会加入到智库建设的队伍中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目前就聚集了一大批退下来的官员。最近，最吸引眼球的是赵白鸽，去年卸任中国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赵白鸽已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蓝迪国际智库项目专家委员会主席职务，投入智库工作。 对于我国官员加入智库队伍，我们认为应当客观评价：其好处在于官员了解体制内的运作程序，知晓许多决策动向，可以指导智库及时跟进相关研究，避免智库的建议平民化甚至落伍，更重要的一点，行政官员可以调动相关资源，弥补智库初创时不足，尤其是人际网络，对于智库至关重要。 对于我国官员加入智库队伍，其弊端在于：可能会复制官僚本位体制，让新型智库套用已有的行政化管理体制，从而扼杀智库的创新机制，无法发挥专业研究人员的智慧。 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赞同在新型智库建设中要鼓励“去行政化”，不仅仅是取消行政级别，更在于规范行政权力，实现政府官员到智库的管理者转型，督促权力恪尽职责、恪守边界，防止“官本位”倾向。其实，从国内外成功智库的经验来看，政府官员在智库的最重要功能在于找资金、拉关系、做宣传。而对于政策研究则放手让专业研究人员去做，激发他们参与资政的热情，创造出更多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一句话，政府官员和专业研究人员，要各取所长，发挥各自不同的作用，形成智库的“两翼”，只要这样，中国新型智库才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详情]

　　衡量一家智库是否成功，主要还是看其影响力，尤其是国际影响力。目前，中国智库的现状是数量庞大，在国内的政策影响力也较大，但国际影响力却非常有限，在世界著名智库中鲜见中国智库的身影。2014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重点建设一批具有较大影响和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将提升智库国际影响力正式列入智库发展的议事日程。 要提升智库的国际影响力，首先要找到问题所在。笔者认为，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不足主要与中国学术国际话语权不足以及公共外交发展总体水平有限有关。 众所周知，中国学术多年来循着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一路走来，虽然目前已经意识到学术创新和话语权的问题，但真正的实践才刚刚起步。大多数中国学者的外语水平还不足以使用国外一手文献，更不要谈用外语写作或与国外学者直接交流，目前，介绍、研究国外新理论、新知识、新方法仍是中国学界的主流。语言的劣势加上理论水平的不足以及创新意识的缺乏，导致中国学术在世界上的声音还非常微弱，这与中国学术的规模极不相称。 智库说到底是科研机构，虽然不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但理论的支撑、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创新的思想都是不可或缺的。要提高智库的国际影响力，须先使世界了解中国智库的思想。为此，要提高研究人员的外语水平，提升科研成果的质量，鼓励各种创新思想的迸发。 此外，从国际顶尖智库的发展经验来看，集中优势资源在某一或某些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是打造智库品牌的有效举措之一。中国智库在发展初期就要明确自身的优势，不要一味追求大而全，应该抓住特色，打造小而精的智库，在较短时间内掌握某个领域的话语权，提升智库影响力。 智库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外交话语权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此，中央政府已经有了明确的认识。2014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欧时在德国智库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同年6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在访欧期间在英国两大著名智库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和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表演讲，党和国家领导人以此展示了他们对智库外交功能的重视。2015年初，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公共外交”被列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五大重要功能之一。 如何提升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使其更好地为公共外交服务？ 一方面要“走出去”，如与国际知名智库合作在国外举办论坛，与国外智库研究人员合作出版著作、发表文章，派遣研究人员在国外智库进行较长时间的学习、工作、交流，等等。特别要提出的是，我国应加大在国外设立智库办事处和研究中心的力度。孔子学院已在全世界开花结果，但多限于文化领域，很难在政治、外交领域有所建树，而智库驻外办事处和研究中心则可名正言顺地直接与外国政府、决策机构等建立联系，提升我国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为此，在智库资金使用上要有意识地加大国际化投入。 另一方面也要“请进来”，使中国智库的人员构成、研究内容、研究成果更加国际化，而这需要体制上的支持。比如，对于国际人才的引进，国外优秀智库很少考虑研究人员的国籍，持有外国国籍的专家担任智库负责人的也不在少数。而在现有体制内智库对外籍专家的引进程序比较复杂，即使外籍客座研究人员都很少见。缺少了与国际同行的交流，就不太容易了解世界其他国家的所思所想，在建言决策时也就难免失之偏颇。就目前而言，国内有很多智库和智库机构专家的眼界还不够开阔。不要说地方智库，即使是国家级智库也多把注意力放在国家建设和发展上。研究国际问题的智库当然会关注国际问题，但焦点往往局限于中国在国际问题中的作用和受到的影响，而较少站在全球的高度研究国际问题。学者从本国利益出发去讨论国际大事，这本无可厚非，但如果总是一味追求如斯，则很难在世界同行中树立威信，中国智库的国际话语权也就无从谈起。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成果的发表上，直接用外语撰写论文以及在国际著名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智库专家比例相对较低。由于语言障碍，国际同行基本不了解中国智库的思想。为此，中国智库需整体提升外语水平，在人员考核时加入对外语能力的要求：所有智库专家都应熟练掌握英语，地区问题研究人员还需掌握所研究地区的语言——不懂研究对象国的语言，在研究时就会碰壁，也无法在国外同行面前自信地进行学术交流。 总体来说，国内的民间智库和高校新建智库在国际化方面走在了前面，与国外机构的合作更加顺畅，敢于引进国际人才加盟。相反，大多数官方和半官方智库碍于各种体制约束，虽然有需求、有资源，却无法“大展拳脚”。这就需要政府和科研机构管理部门解放思想，重视智库在“二轨外交”中不断提升的作用，在制度上保证国内智库对外交流的通畅。在各类体制内智库中，相比而言，高校智库国际学术交流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因此，高校智库在提升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方面应发挥带头作用。[详情]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于2015年1月12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公布《中国智库报告》系列中的第二本《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 国内主要媒体、网站都在第一时间报道了发布中国智库排行榜的新闻，首发的网站包括人民网“《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在沪发布，我国每十年新增近50家活跃智库”，中新网“上海社科院报告称中国智库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广播网“中国智库综合影响力排行：中国社科院第一”、中国社会科学网“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智库大有可为”、澎湃新闻“中国智库综合影响力排行：中国社科院第一，上海两家入围前十”、东方网“上海社科院公布中国智库排名 北大复旦等高校上榜”、一财网“中国四成以上活跃智库为党政军智库”、21世纪经济报道手机版“2014中国智库排名发布：中国社科院居首”等更多网站纷纷转载了这一发布会成果。求是网、中国网、中国在线、新浪新闻、海南新闻中心等纷纷转载。 《光明日报》、《上海日报》、《社会科学报》、《海南日报》等刊发了新闻。其中，《光明日报》于1月14日整版刊登“ 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发展特点与政策建议”的专题文章，从“科学内涵逐步明晰：‘特’在何处，何谓‘新’型？；活跃智库日渐显现：新发展、新动态、新特征；加快发展势在必行：全面深化智库体制机制改革”这三方面着手进行深度解读。《上海日报》刊登了"Chinese think tanks see intense studies" 为题的新闻报道。1月13日，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播放了新闻发布会的相关新闻。同时，上海电视台《道理》栏目与智库研究中心合作，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特’和‘新’”为题制作了专题访谈，将在2月1日播出。[详情]

　　2015年1月12日，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召开了《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新闻发布会，并公布中国智库影响力排名。《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是《中国智库报告》系列中的第二本，是对去年首次发布中国智库报告的完善和深化。今年的报告保持了与去年报告相一致的研究风格与研究方法，进一步探索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特点与意义，增加了中国活跃智库的特征信息与发展趋势，更新了具有年度特征的中国智库影响力排名，梳理了本年度中国智库发展的重要事件及产生的效应，以期更加全面、科学、准确地观察和评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动态与进程。 2014年中国智库排行榜分综合影响力排名、分项影响力排名、系统影响力排名和专业影响力排名四类，其中，分项影响力为2014年新增排名项目。列综合影响力前10名的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中共中央党校、清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 在分项影响力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列决策影响力前5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列学术影响力前5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复旦大学列媒体影响力前5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共中央党校、、清华大学列公众影响力前5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列国际影响力前5名。 列党政军智库系统影响力前5名的分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军事科学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列地方社科院系统影响力前5名的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列高校智库系统影响力前5名的分别为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南京大学；列民间智库系统影响力前5名的分别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21世纪教育研究院、第一财经研究院、胡润研究院和零点研究咨询集团。 在专业影响力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列经济建设研究领域前5名；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列政治建设研究领域前5名；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列文化建设研究领域前5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共中央党校、复旦大学人口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列社会发展研究领域前5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共中央党校、国务院宏观经济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列全面深化改革研究领域前5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列大国与周边关系研究领域前5名。 报告详情可进入上海社科院智库研究中心网站查询。[详情]

　　《中国智库报告》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项目组于2013年推出的重大研究成果，是迄今为止国内首份对全国智库影响力进行排名的研究报告，试图以更加全面、科学、准确地观察和评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动态与进程。《2014年中国智库报告》是《中国智库报告》系列中的第二本，获得上海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资助。 当前，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崛起正在对世界发展产生深刻影响，需要由根植于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的中国智库向世界“说明中国”。与此同时，中国也正处于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期，传统的比较优势逐步衰减，各种新的发展问题互相交织、错综复杂，亟需中国智库积极发挥“转知成智”的功能，在不断总结改革与发展经验的同时，对层出不穷的理论问题与现实难点作出科学解答，导航中国崛起，迎接新常态。 在此背景下，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应运而生且日益重要，特别是在气候治理、生态保护、食品安全、信息安全、城镇化和鼓励创新等公共政策的制定与调整方面，亟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介入，发挥“资政”、“启智”、“制衡”、“聚才”、“强国”等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表明中国对智库发展的认识已经上升到了新的高度，智库产业的春天业已到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国家软实力中，具有不可或缺的核心作用。新形势下推进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需要立足国家战略，从中国国情出发，准确把握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与作用。[详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语境下，智库主要是指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研究对象，以公共利益为研究导向，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研究目标，以社会责任为研究准则的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对国家决策、社会发展、引导媒体舆论、促进公共知识传播，以及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均具有深刻影响。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特色”，主要是指智库研究应立足于中国国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映中国特定历史阶段与国情条件下形成的智库格局、内涵与功能。目前中国已基本形成以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及民间智库为主的发展格局，以及体制内智库与体制外智库互相补充、共同发展的特色。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之“新型”，则主要包涵如下四层含义：一是智库的决策咨询研究离不开学术支撑，提升智库成果质量。二是智库研究应强调知识与政策结合的必要性以及“科学制政”先于“科学执政”的重要性，确保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三是智库的决策咨询研究应当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前瞻性与可操作性，发挥智库影响力。四是智库研究应体现智库专家为公共政策制定全过程的服务，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此外，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科学内涵还必须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中得以完整体现与诠释，需要同党和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结合起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详情]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密切联系我国大学、研究机构与政府决策部门的纽带与桥梁。在“弥合知识与政策之间鸿沟”的同时，发挥着“资政”、“启智”、“制衡”、“聚才”、“强国”等作用与功能。具体而言，“资政”是指智库介入政府决策，在制策、选策、施策和评策等不同阶段，为政策形成提供专家意见与建议；“启智”是指智库为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新思想、新主张、新理念；“制衡”是指智库为不同利益主体平衡分歧提供平台，在多元利益和价值导向下，降低社会不和谐因素；“聚才”是指智库通过为政府储存和输送人才，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水平和素养，进而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强国”是指智库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对外交往中向世界说明“中国故事”，推动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价值观走向世界。 现阶段，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智库建设和智库发展大有可为。一方面，中国在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会不断涌现出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需要智库发挥解惑释疑、引领方向的功能和作用，需要智库建设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这对于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提出了新要求、新目标与新期待。另一方面，智库研究只有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投身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之中，更好地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创新，研究成果才有用武之地，才能体现出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时代价值，形成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之道。[详情]

　　中国智库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国内智库在影响力、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方面与国际一流智库尚存有较大差距，能对政策产生决定性影响、对社会产生积极性引导的智库为数不多。 项目组借助互联网、社会媒体、图书馆和民政部门等相关渠道，对中国活跃智库进行了广泛搜集与甄选。所谓活跃智库，是指有着常规性的组织与运行方式，能够比较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公共决策，同政策制定者、媒体或学界保持良好的关系，并享有一定的国际或国内影响力。通过对党政军智库、社科院系统和民间智库共200余家活跃智库的分析，得到以下初步结论。 首先，从中国活跃智库的类别特征看，有41%是党政军智库，22%是社会科学院智库（含科学院、工程院），37%是民间智库。其中，“国字号”智库及各部位隶属研究机构占党政军智库的1/3强。 其次，从中国活跃智库分布的区域特征来看，2/3分布在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活跃智库分布基本相当，各占1/6。从各省的分布来看，中国活跃智库主要集中在北京，其次是上海。 再者，从中国活跃智库成立时间的长短来看，相当一部分活跃智库在1977年改革开放以前成立，约占总量的1/4；各阶段新成立的活跃智库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平均，按照每十年40-50家的速度成长，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新成立的活跃智库数量有所上升。[详情]

　　与时代新要求相比，中国智库发展仍相对滞后，发展现状难以满足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求，至少存在如下主要问题：智库决策咨询产品质量不高，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智库决策咨询服务的独立性、客观性不足，带有行政依赖色彩；智库的专业化、特色化不鲜明，各类智库功能定位和边界不清；智库国际化合作与交流不多，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智库不足；智库全面参与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体制机制尚未健全，战略地位未被充分重视；民间智库发展滞后，资金筹措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相当欠缺；智库成果评价考核机制不健全，缺乏激励性的制度安排和设计；智库组织方式和管理手段滞后，领军人物缺乏；智库发展政策和法制环境不健全等。 研究认为，要实现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目标和新的发展目标，就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智库体制机制改革，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加快推动党政军智库、社科院智库、高校智库以及民间智库多元有序发展，持续提升各类智库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最终形成智库定位明晰、特色鲜明、规模适度、布局合理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体系。为此，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是要尊重智库发展规律，明确合理分工与定位，促进各类智库合理有序有效发展； 二是要重视对政策形成过程的研究，及时有效地提供决策咨询服务； 三是要正确处理独立性和影响力之间的关系，确保研究的独立性和客观性； 四是要顺应智库发展规律，深化改革创新智库内部管理体制机制； 五是要坚持开放性、国际性和全球化理念，加强智库合作交流，把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在国际化和全球化竞争中提升中国智库竞争力； 六是要创新科研手段和方法，加强研究成果向决策咨询的转化效率； 七是要突破和填补在智库及智库产业方面立法的空白，促进行业监督，完善智库发展监督机制； 八是要推动智库发展供需对接，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创造有利环境。 可以预见，未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发展，将逐步形成定位清晰、分工合理、多元发展、相互补充的发展新格局；发挥智库在“资政”“启智”“制衡”“聚才”“强国”等方面的营运新功能；开启旨在增强智库独立性、提升智库成果质量与影响力的管理新模式；构建有助于规范和引导各类智库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法治新体系；推动智库实现在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时代新使命，并以更加包容开放的心态迎接国际格局新变化，完善实现中国梦的智力支撑，助力中华民族新征程。[详情]

　　2014年是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关键年，从中国活跃智库的发展动态与关注的研究选题的梳理中，管窥中国智库年度发展新特点。 首先，从活跃智库的发展动态看，一是智库合作交流日益频繁。借助于智库联盟、智库论坛、智库峰会和备忘录、战略合作框架等多种形式，各地各类智库之间合作交流日益频繁、蓬勃开展，彰显出中国智库逐步从封闭走向开放，智库合作的机制与框架初步显现。二是新型智库发展尤为活跃。新型智库致力于更加灵活的组织结构，紧密依托知名学者和退休官员等具有一定学术和公众影响力的专家，以大型论坛、专家研讨会、闭门会等形式组织以研究项目导向的研究团体，根据专家头脑风暴式的研讨撰写研究报告，并通过智库内部渠道，报送相关决策部门，由此对中国高层产生决策影响力。三是高校智库建设方兴未艾。2月10日，教育部下发《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建设推进计划》，旨在培养高校智库队伍，拓展成果应用渠道，改革智库管理方式，带动高校社会服务能力整体提升。截止年底，上海、天津、安徽、云南、湖北等地已启动新型高校智库建设计划，拟围绕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充分发挥高校智库在战略研究、政策建言、人才培养、舆论引导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其次，从2014年的智库研究选题看，主要集中在十八届三中、四中及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核心议题，各地“十三五”规划和中长期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新战略与大国外交，中国（上海）自贸区效应评估等社会热点问题和重点发展领域，智库全面介入公共政策过程的体制机制正在不断完善。[详情]

　　上海社科院从2014年开始正式启动创新工程，首批共设立18个创新型智库团队。经过严格的资格初审、院外专家评审和院创新工程学术委员会无记名投票表决，由智库研究中心组队申报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团队”进入首批创新型智库团队。 本团队首席专家为权衡研究员，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主要从事宏观经济政策、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决策咨询与智库发展的影响力等研究。[详情]

　　2015年5月12日，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以“努力建设中国改革高端智库”为主题的第一次会议。会议由中改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王梦奎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改院第三届学术委员会章程》，讨论了中改院《建设中国改革高端智库的行动大纲》（以下简称《行动大纲》），并讨论了国家特别委托课题的研究成果《关于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建议报告》（初稿）。就我院如何建设中国改革高端智库，与会学术委员提出了重要的意见和建议。 一、进一步突出改革研究的专业特色 刘世锦委员建议，在《行动大纲》中要进一步突出改革研究的专业特色，把改革研究定位为所有业务的中心，不要与其他几个业务并列。要把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作为高端智库建设的最重要任务。 韩文秀委员提出，突出改革研究的专业特色，就是要把研究聚焦在重大改革理论和实践问题上，避免重复研究，不断提高重大改革课题研究的系统性和原创性。坚持改革研究的专业特色，需要耐得住寂寞、舍得坐冷板凳。要突出重点，不要任何业务都做，任何课题都研究。一个智库每年只要有2项研究是系统的、成果有原创的就很不简单了。 常修泽委员认为，突出改革研究这个专业特色就是要专一，专一就是专搞改革研究，跟改革无关的不涉及，因为中改院是改革智库。 刘尚希委员建议，在《行动大纲》中进一步强调以改革研究为中心，信息库建设、出版、教育培训等都应围绕改革研究这个中心开展工作。 宋洪远委员认为，中改院建设改革高端智库应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改革研究；“两个基本点”就是改革智库领军人物和专业化研究团队。“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有一个共同指向，这就是人才队伍。高端智库的人才队伍建设需要灵活的人才流动机制和灵活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如果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僵化，就难以吸引和留住高端智库人才。 张蕴岭委员也建议，要进一步突出改革研究这个专业特色，在《行动大纲》提出制定改革研究的三年规划和五年规划，明确未来几年改革理论研究、改革政策研究、改革调研和国际经济研究的重大选题。突出改革研究这个专业特色的关键是改革研究人才，是有能力与外国智库交流、有能力讲好中国改革故事的改革研究人才。把这些特点都突出出来，让人一看就能看出是高端智库。 二、进一步加强改革政策效果评估研究 黄海委员建议，除了在党中央、国务院改革决策之前提交改革建议，中改院还应该加强改革政策效果评估研究。中改院作为社会类高端智库，应该超脱而独立客观地对改革政策效果进行跟踪分析评估，及时提交调整补充建议。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这么多项都有明确期限的改革，改革过程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矛盾和问题。怎样避免改革决策执行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怎样及时调整完善改革决策？中改院具备研究这些问题的积累和优势。 李实委员认为，现在的很多研究离不开信息系统、计算系统和模拟系统，建议中改院在建设高端智库过程中构建一个改革政策评估系统，任何一个改革政策，都需要对其可行性、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实施效果进行预评估和跟踪评估，这就需要构建改革政策评估系统。要建设高端智库，中改院一定要把这一块做上去，掌握改革政策评价的话语权。建议在《行动大纲》中予以明确。 宋立委员建议，要加强包括改革方案评估和改革效果评估在内的改革评估研究工作。他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部署的全面深化改革有顶层设计的指导，但具体方案是由部门做的。中改院加强对部门出台的改革方案进行客观评估，对保证全面深化改革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部署有序推进有重要意义。 三、进一步强化国际问题研究 韩文秀委员强调，高端智库必须要有国际视野，研究人员要有国际交往的能力和意识。只有充分了解外部，才能把我国自己的改革和发展说清楚。 张军委员指出，中改院参与了外交部很多重要决策研究，提供了很大支持。外交部国际经济司是服务于首脑外交的，承担G20、APEC、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等前期研究准备的职能，最近与发改委牵头“一带一路”战略，以及国际产能合作方面的工作。对王梦奎主任和其他委员关于中改院立足改革研究这个中心的意见，完全赞同。建议，中改院进一步加强与国外智库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国际问题研究，打造国际知名智库。 第一，建议中改院加强对当前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外部发展环境变化研究。在制定“十三五”规划过程中，需要回答很多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几年过去了，外部发展环境正在发生哪些新的变化？“十三五”时期外部发展环境的变化与过去30多年的变化比较起来有哪些不同？还有哪些机遇？这些机遇与过去30年的机遇有什么不同？是否仍然处在战略机遇期？现在战略机遇期与过去的战略机遇期有哪些不同？“十三五”期间将面临哪些新的挑战？这些挑战跟过去30多年的挑战有哪些不同？很好地回答这些问题，对国家的决策很重要。希望与中改院及其他智库一起深入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 第二，建议中改院加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国际规则制定研究。国际规则的制订关系到我国未来几十年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是维护我国发展利益和发展空间的关键点。中改院要建成国际一流的高端智库，绕不开国际规则研究这个重点。国际规则制订是全世界研究的热点课题。怎么样把我国上升的国力转化为制度性权力，需要中改院和其他智库出主意。 第三，建议中改院围绕如何推进对外合作重大战略的实施进行深入研究，提出政策性建议。“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都是重大议程，都是为了构建对外战略新格局。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外汇储备安全、亚投行、丝路基金等，都需要研究来支撑，更需要中改院这样的智库在国际上发出声音。 第四，建议中改院研究在改革开放、对外合作的新阶段和对外战略布局有新变化的背景下，怎么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有中国特色的大外交体系。这是习总书记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我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理论服务体系、国际话语权体系、海外利益保护体系、境外救灾体系等。这应成为中改院作为高端智库的重点研究方向之一。 四、进一步突出社会类智库的机构特色 王梦奎主任认为，中改院“独立性、网络型、国际化”三个机构特色早在90年代已经形成。从人事关系和没有财政拨款来看，中改院是独立的。但是从与政府的关系来说，中改院始终在跟踪改革政策需求、主动服务改革决策。建院20多年来，始终坚持重大事项向海南省委省政府报告请示、提交董事局审议通过，主动接受相关部门的业务指导的原则下。中改院长期实行董事局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全员岗位聘任制和企业化管理，目的在于提高智库运行效率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也是需要重点强调的。 王梦奎主任还指出，中改院90年代就建学术网络，网络型是一个显著特色和极大的优势。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机构都在做网络。中改院的网络型特色和优势怎样进一步突出，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和规划。 张蕴岭委员也建议，在《行动大纲》中进一步突出高端智库的网络建设和小机构大网络的机构特色。网络建设首先要形成特约研究员队伍，每年设计由特约研究员承担的研究项目。国外智库的网络专家就是这样用的。同时还可以设计由国外智库专家承担的研究项目，把世界各国的智库专家邀请来工作一两年。此外，也要建设机构网络，与一些改革研究机构建立起合作关系。这几个举措，可以把参与中改院改革研究的网络专家人数扩大到1000人。 常修泽委员认为，高端智库的根基是学术研究，建设改革高端智库首先是要提高决策影响，但也要提高学术影响力。高等院校的“学院派”也是一股重要改革研究力量，要把“学院派”纳入中改院专家网络，更多邀请北京大学的经济学院、光华管理学院和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和社会科学学院的“学院派”专家教授参加中改院的会议。 王一鸣委员认为，国家建设高端智库是中改院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现在的政策决策很重视市场化运行的行业协会。政府出台行业标准都要跟行业协会沟通。中改院的运作方式已经很成熟，具有一定的优势。王一鸣委员还认为，“独立性、网络型、国际化”是中改院鲜明的机构特色。相对政府体制内的智库，中改院的独立性定位是明确的，但网络型还需要进一步建设，弱的就是国际合作研究。中改院的国际会议开了很多，已经开始在做，但还需要加大国际合作研究力度，进一步提升国际影响力。网络建设的目标是怎样把中改院的队伍带齐，每个领域培养出有影响力的代表性人物，有多少个领域就有多少个代表人物，这样才能撑得起来。总之，《行动大纲》的立意很好。 赵晋平委员指出，我国智库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智库在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中的作用日趋上升，通过改革方案的研究设计和改革政策效果评估，为决策提供重要参考依据。二是我国智库在国际经济研究领域的地位也有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是，我国智库总体上在国际问题的研究上仍然比较薄弱。中改院建设中国改革高端智库，应该依托地处海南国际旅游岛和我国最大经济特区的区位优势，加大对外开放研究，因为开放本身就是经济领域的改革。从目前的改革来看，要以开放来促改革。改革研究是中改院作为改革高端智库的专业特色，但开放研究也是改革研究的重要内容。 赵晋平委员建议，中改院作为社会类高端智库，要充分体现中改院作为相对独立的社会类智库的机构特色，以问题为导向、以服务决策为目标，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建议，要避免拘泥于实施的可行性而影响研究成果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前瞻性。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社会智库的独特价值和独特作用。总之，中改院在改革研究上要突出社会智库的机构特色，提交自己独树一帜的判断和建议。这样才能成为引领社会智库发展的高端智库。 孙立平委员认为，作为高端智库的中改院学术网络建设，不应仅限于专家和机构网络，还应重点考虑怎样充分利用网络中的高层专家资源。孙立平委员建议，设立一个中国改革巡回大讲堂，到各省市巡回举办。这样不仅可以不断提升改革高端智库的影响力，更重要的是能把重要改革研究成果与基层改革最有执行力的人结合在一起，为推动改革作出更大贡献。 张蕴岭委员还建议，中国改革信息库应该是中改院建设中国改革高端智库的显著特色和优势。《行动大纲》应该进一步突出改革信息数据库建设，将其建成全国最权威、信息最全的中国改革信息数据库。 王梦奎主任认为，中改院的中国改革信息库建设起步很早，已经有基础，下一步将建成全国最权威、信息最全的中国改革信息数据库。 附件：中改院第三届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 中改院第三届学术委员会成员名单 1. 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 王梦奎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理事长 张卓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刘世锦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迟福林 中改院院长 2. 学术委员会委员 韩俊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俞可平 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韩文秀 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 黄海商 务部原部长助理 王一鸣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 范恒山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 徐善长 国家发改委体改司司长 宋 立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所长 常修泽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张 军 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 张军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余 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 赵晋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 王辉耀 国务院参事、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宋洪远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曹远征 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贾康华 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张蕴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际研究学部主任 周为民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 张占斌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主任 汪玉凯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刘伟北 京大学常务副校长 薛 澜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孙立平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李晓西 北京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李 实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殷仲义 中改院执行院长[详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副院长、党组成员蔡昉共同启动新型智库。     5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11个专业化新型智库，迈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一步。启动仪式当日在京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王伟光，副院长、党组副书记赵胜轩，副院长、党组成员张江、李培林，中央纪委驻院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张英伟，副院长、党组成员蔡昉，秘书长、党组成员高翔，党组成员荆惠民，原副院长李扬出席会议。王伟光、蔡昉发表讲话并共同启动智库。赵胜轩主持启动仪式。 此次率先启动的11个专业化新型智库分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智库、意识形态研究智库、财经战略研究院、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生态文明研究智库、国家治理研究智库、新疆智库、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国家全球战略研究智库、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中国廉政研究中心。 王伟光指出，要发挥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级综合性高端智库的优势，把努力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知名智库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目标，作为落实中央“三个定位”要求的重要任务，充分发挥理论创新、咨政建言、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等重要功能。 蔡昉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型智库建设分院、所、专业实体智库三个层次。他表示，基础研究扎实深厚、注重学科建设、学科和领域齐全交叉融合、强调问题导向和研究前瞻性结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发挥智库职能的巨大优势。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负责人李扬、国家全球战略研究智库负责人李向阳代表试点智库建设单位发言。[详情]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和商务部三大部门经国务院授权，共同发布“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白皮书，这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这一国际合作倡议如何能真正“落地”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扯开嗓子喊不如抡起袖子干，时至今日，对于“一带一路”这个既定大项目，需要超越简单的褒贬、超越宏大叙事，多琢磨些项目推进的“痛点”，多想些解决问题的实招儿，尽力把这件很难做好的事情做好。 应对软约束、软遏制 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一带一路”业已成为理解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关键词，成为观察中国内政外交深刻变革的一个窗口。较之以往的对外经济合作，“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仅是为了多签些合同、多做点生意，也不是简单地加大对外开放，不是简单地搞些“油气管线外交”，更不是要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或国际秩序。它的要义在于“整合”与“提升”：整合各国发展的动力、强化自主发展的韧性、更新“现代化”的理念，努力形成一系列能适应中国内外环境新变化、新趋势的创新性思路和做法，促动中国国内的相应变革，包括强化政府提供（海外）公共服务的能力。 “一带一路”建设，当然有其安全方面的关切和要素，但应避免将一个主要着眼于国际发展的外交倡议过度“地缘政治化”和“安全化”。美国2011年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带有使中亚国家“南望”、“南下”进而摆脱俄罗斯影响力的用意，这也直接削弱了该计划的可行性，这是中国需要汲取的教训。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初期，中国还是应聚焦如何最大程度地扮演好地缘经济的角色。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统着看、分着干”，既要有适当的顶层设计和整体战略框架，也要直面其多元化、分散化甚而是碎片化的特点，不贪大求全，不好大喜功，要有“在商言商”的分寸感，不要高估中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资源和能力。与此同时，要看到通过“一带一路”，可带动解决很多困扰中国外交和对外经济合作的长期性难题，比如中国对西部邻国的外交投入不足、中国企业参与国际产业合作的能力不强、中国民间组织的在国外开展活动的本领不够，等等。 “一带一路”的这种带动性作用，还体现在帮助重塑国人的“世界观”和中国的国家属性，使中国人的眼睛不再仅盯着美国和欧洲，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发展中国家世界，并认识到中国不仅是一个居于欧亚大陆东部的陆权力量，它也需要拥抱海洋、走向“深蓝”。 也就是说，千万别把“一带一路”看小了、看窄了，如果只是想用它来圈地圈钱争资源，而不是将其作为全方位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契机，就太过狭隘了。“一带一路”力求实现的，不仅是设施、货币、贸易方面的硬联通，也尤为重视“政策沟通”和“人心相通”，而这两个“通”实际上是互联互通之下的软联通，所要克服的正是中国行为体在海外扩展“足迹”时不断遭遇的软约束、软遏制。过去，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的大多是商业风险、经济风险和法律风险，而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这些企业会更多遭遇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甚至是文化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处于敏感复杂的转型阶段，内部政争、族群矛盾、教派冲突、跨境安全威胁等问题比比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想要搞明白这些问题都相当困难，更何况还要想办法去应对。 换言之，“一带一路”的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国际经济合作的软环境优化问题，切实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以及（必要时候）“走回来”保驾护航。可以说，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软环境优化问题正成为一项硬任务，也是一根难啃的硬骨头，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关乎中国智库的使命担当。 有特色才有活路 中国智库“多而不强、有库少智”的问题已经为很多人所诟病，“一带一路”建设应当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反过来使其加剧。 目前，很多高校和地方都成立了冠以“丝绸之路”的专门研究机构，然而基本上都还是“空壳子”、“虚体机构”。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大而无当、包打天下的“丝路研究院”吗？并且，很多这类机构到国外去宣讲“一带一路”，大多是低水平的重复劳动。波兰一家智库负责人近期就抱怨说，一个月接待了来自中国的9批智库代表团，都是来宣讲“一带一路”，可听来听去，也听不出什么门道；每个代表团都大谈合作，可又都说不出具体要合作些啥。 “一带一路”建设不应成为制造“智库泡沫”的助推器，智库要想搭乘“一带一路”的快车，就必须踏踏实实地对接需求、突出特色。不需要再对“丝绸之路”进行泛泛的研究，而是应将任务分解、重心下移，采取“模块化”的方式确定研究议程。“一带一路”能否顺利落地，说到底，还是对中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一种能力测试，它可以分解为很多相互关联的“能力模块”，比如企业实施“公司外交”的能力、民间组织与东道国社会的接触能力等。在中国智库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智库的特色型发展，有特色才有活力，有特色才有活路。 除了特色型发展，中国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还要努力完成一种转型，即成为兼具研究、倡议、行动能力的新型智库，改变过去那种只满足于纸上谈兵而不注重实际政策影响力、对策建议也缺乏可操作性的弊端。具体而言，智库需要求实、求新、求声音、求人才，才能在“一带一路”所带动的智库竞争浪潮中行稳致远。 第一是求实，要与政府职能部门和在一线奋战的中国企业做好深度对接，找准“痛点”，整理出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清单”，使研究议程的设定更加有的放矢，同时借此确保研究产品和服务“适销对路”。也需要掌握好其他智库的研究动态，不做无谓的重复劳动，不开议题雷同的研讨会，不办没有特色的刊物，不搞空对空。 第二是求新，需要在研究方法和模式上进行更新升级，不能满足于“手工作坊式的”研究，要探索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的新路径，也要善于运用大数据等新的研究工具。比如，利用大数据手段，及时监测东道国的民意变化，尤其是社交网络上涉及“一带一路”的民意热点，把传统的“大舆情”分析进行改造、细化，多做针对具体项目、针对具体领域、针对具体人群的民意调查。 第三是求声音，智库除了建言献策，还要注重强化“战略传播”或曰“造势”的功能，不能只是在中国国内讲得热火朝天，必须想办法在东道国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而这里的“好”是副词不是形容词，不能只讲“好事”或是只拣好听的讲，也得讲清楚中国方面的难处。如果中国智库的声音能够在当地入耳入心，甚至对当地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那才算真有本事。 最后是求人才，“一带一路”智库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合格的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人才。唯有满足以下四个标准才能算作合格，一是精通当地语言；二是在当地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三是在当地有较好的人脉关系；四是有一定的政策意识。可采取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智库“四位一体”培养这类人才的模式，使他们用好“小旋转门”，有值得全心投入的职业发展前景。此外，还要思考如何用好国外人才资源，构建国外人才网络，为中国智库的研究和公共外交工作提供助力。[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