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临湘市副市长余斌将受贿的15万多元用于解决下属乡镇学校的实际困难，尽管各界对此争论不休，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余斌有罪。在君山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时，被告人余斌向法庭出示了11份票据和数十份证言，证实他所收受的钱财中，有15.47万元已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新闻详见快报今日A19版）
从法律角度看，对余斌涉嫌受贿的认定是没有什么疑义的。我国刑法规定：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受贿罪。而该案中所有的事实都能完整地证明余斌已构成受贿罪，更重要的是，受贿罪跟如何使用受贿的款项是两个不同概念，“黑钱白用”的事实同样无法为余斌洗脱罪责。当然，鉴于其在支配赃款时一些值得关注的行为动向，它可以被作为酌定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事实上，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决最终认定“被告人余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并处没收财产6万元”，便是充分考虑到了其行为事实的量刑结果。
相比于他的受贿犯罪事实，更能引起人们关注的恐怕是其颇不同寻常的对赃款的使用方式。正如当地某些干部所言：“现在被查办的那些贪官，个个有车、有别墅、有情妇。余斌有什么？”
是啊，余斌有什么？或者说，他从自己的犯罪行为中获得了什么？这是一个必须正视的问题。人们很难解答，甚至可能连他自己都有些困惑。一方面，他对不洁财源没有拒绝，他在法律标准面前失足了；可在另一些时候，他似乎又在竭力守卫着自己的良心，看上去，他就像一个矛盾综合体，既陷入了某种黑色游戏规则的循环链，又挣扎着想要跳脱而出。如果将其个人经历放在现实大背景下透析，恐怕它所折射的生态含蕴还要复杂得多。他就像一个载沉载浮的官场标本，将其所代表的一种心态一条行为路径甚至是一个群体的隐秘思维呈现了出来。
必须承认，人性是复杂的，它远不像法律裁决一样条文清晰。一个权力拥有者，在某个特定生存环境下，很可能同时接收着来自责任、使命感、道义、世俗规则、利益抉择、秩序格局等方面的信息反馈，这些信息可能良莠杂陈，可能利益分化、物格分裂，甚至可能在不同外力作用下产生正反两种结果。事实上，权力拥有者面临的生存风险是与其权力持有成正比的，当他的道德信条出现动摇，当他的价值观不成体系、杂乱无章，当他无法凭借自身人格力量有力阻击物欲诱惑，更关键的是，当缜密的法律规则无法用执行力和监督眼带领、引导其准确上路、及时转弯避障时，权力持有者便会自以为是地把持着秩序方向盘横冲直撞，直到规则、秩序、行人、座驾和他自己碰撞出谁也不想看到的结果时，一场灾难般的局部游戏才会结束。
在余斌一案中，我们看到，被异化的不仅是对权力的理解和诠释方式，还有人格与“官格”与法律之间关系的扭曲。余斌对自己“黑钱白用”行为的无罪意识判断荒唐而可叹，从他的思维路径和某些人的悲情式悯叹中，人们不难发现，权力土壤上寄生和异化现象比一般性的法律判断要复杂得多，不彻底根治这片带菌土壤，更多畸形的权力“婴儿”还会出现。本报特约评论员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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