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在担任临湘市教育局局长、临湘市副市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22.5万元。其中有15.47万元已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
法院一审判决余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并处没收财产6万元。对此，社会展开激烈争议。
“受贿”和“扶贫”是对矛盾体，同时交会在余斌身上显然让人错愕，由此引出“法不容情”和“善可抵罪”的争执。为什么有的老百姓感叹余斌是个好官，期望他被放过一马呢？原因并不复杂。
在某些老百姓的眼中，腐败分子不是蝇营狗苟于“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和孩子”就是热衷于“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这些腐败分子的共性就是腐化堕落、见利忘义，罕有通过受贿来扶贫的。与之相比，良心未泯的余斌就显得突兀而另类，不仅不是恶贯满盈，反而有点良心，讲点道德，这比较难得。在大腐败分子和小腐败分子之间比较，怀有朴素情感的老百姓当然倾向于同情余斌了。
有名士曾言，做人有3个层次：上焉者，仁者爱人，慈航普度；其次，缺德的事不干，烂肠的药不吃；下焉者，有小便宜不妨沾一点，但伤天害理的事坚决不干。对于公务员而言，对自身要求应该比一般人更高，但是某些腐败分子偏偏连做人的第二个层次也达不到，不仅不比一般人善，反而比一般人恶。而腐败分子中竟然也有不那么“坏得透顶”的，像余斌这样被人认为还是“讲点良心”的，貌似离做人的第二个层次相差不是太远，以至于让一部分被迷惑的老百姓海呼“庆幸”，甚至期待“法外开恩”，这样的黑色幽默让人感到悲怆。
因此，应该将余斌“受贿扶贫”案当作一个标本，它提醒我们腐败现象已是社会毒瘤，老百姓对之怨声载道；它也告诉我们老百姓的心理底线在不断降低，讲点良心、有点善心的腐败分子就能被老百姓接受。问题是，如果老百姓的心理底线逐渐被挑战，腐败分子只要还有一丁点儿的道义就能被容忍，这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后果？王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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