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如何看待受贿济贫

　　湖南临湘市副市长余斌将受贿的15万多元用于解决下属乡镇学校等实际问题，尽管各界对此争论不休，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余斌有罪。

　　另类官员暴露体制缺陷

　　余斌说，把赃款“交给了自己的单位和检察院，这些钱可能会变为一些单位职员的奖

金；交给纪委，我作为一个副市长解决实际问题时又会捉襟见肘。”所谓的“捉襟见肘”，是指“我这个副市长所能支配的就这一万元钱，还不如一个普通打工仔。”在他任副市长期间，分管财政、城建、国土、政法、信访等工作，分管线有很多矛盾和问题需要经费解决，但市财政又非常紧张。

　　余斌深刻地感受到，我国目前的工程招标体制和现有的基建工程预算定额标准，导致基建过程中形成了很大的利润空间，这是许多基建老板一夜暴富的重要原因。所以，他也就有了收取一点包工头的“不义之财”，用来解决工作中的一些实际问题和矛盾的想法和举措。

　　根据报道所提供的情况，我以为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余斌自己的解释，因为他的确是把他所收到的所有贿赂款大部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了。所以，我以为我们也就没有理由怀疑余斌个人的操守。正因如此，我们有必要来反省我们的体制，反省我们的体制中存在的缺陷。是不是因为我们体制中存在的缺陷，使一些另类的、本来是具有很高职业道德素质的官员，反而被逼上“贪官”之路？ 河北省泊头市郭庆海

　　他何以被称为“另类壮士”

　　在网上，余斌成了网民心目中“另类的壮士”。对此感到困惑的，相信绝不仅仅是笔者，临湘市教育局局长助理冯刚就直言不讳地问：“现在被查办的那些贪官，个个有车、有别墅、有情妇。余斌有什么？”

　　受贿和没有车、没有别墅、没有情妇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甚至没有丝毫的联系。不过不少人有这样的思维方式，在笔者看来，是一些官员在公众心目中评价降低和公信力缺失的后遗症。

　　只有当官员有了自证清白的勇气，公众才不会把受贿和没有车、没有别墅、没有情妇相等同。官员不能自证清白，就会导致对个别官员的怀疑扩大到对整个官员群体的怀疑，进而大大降低官员群体的公信力，影响官员的形象和政府的形象。甚至会发生对官员群体的误读，如本则新闻中把贪官的受贿当作是一种“另类的壮士”，进而得出了贪官受贿要比那些有车、有别墅、有情妇的官员好的结论。 河南信阳师院朱四倍

　　法律归法律 道义归道义

　　余斌将私受的大部分钱财用在了公务上不错，但他必须承认“私受”这个前提，而其私受的代价是“多加关照”或“答应帮忙”，他如何“关照”和“帮忙”？显然是利用手中的权力。有了这种“权钱私受”或者说“权钱交易”的过程，“私受”行为还能逃避法律的制裁吗？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用于下属乡镇、企业、学校”的人道主义精神，但是，这是法律之外的道义范畴。法律并不拒绝道义，但道义不能以牺牲法律的尊严为代价。具体到事件本身，私受钱财是“用于公务”还是揣进了“私人腰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私受钱财行为已经构成了受贿罪，已经触犯了法律。法律的公正就在于，它可以把嫌犯的表现及私受钱财的目的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但不应因为私受钱财“用于了公务活动”这样的结果，来否定私受钱财的受贿性质和犯罪事实。

　　让法律的归法律，道义的归道义，这恐怕应该是解决“受贿争议”的最好途径。毕竟，在法制社会中，功过分明才是确保司法公正的前提。东方今报社刘克军

　　同情源于“有罪推定”

　　据新浪网的调查，截至8月2日15点30分，共有27318人参与投票，有66.36%的人认为余斌的行为不构成受贿罪，有72.04%的人认为对余斌的判决不公平。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对余斌深表同情？

　　我想，原因无他，这只能说明为数不少的人对官员实行“有罪推定”，2004年12月7日《中国青年报》所公布的一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在零点公司对7个城市市长和7个县县长的调查中，公众对官员为政清廉情况方面的认可度偏低，分别只有31%和21%。

　　不但公众如此认为，许多官员也有同样的想法。因受贿而落马的山东省原政协副主席潘广田刚归案时很不服，“比我受贿数额大的人多的是，为什么要抓我？我想不通。”

　　公众怀疑，官员自己也怀疑，显而易见，在如此多的怀疑目光中，官员这一群体的形象是不可能很高的。

　　要重树官员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就必须让官员们自证清白：比如让官员们的财产及施政情况处于高度透明的状态下；比如定期公布自己的家庭财产情况、公布自己亲属的就业情况；比如让民意参与官员的升迁，等等。 山东省济南市孙立忠

　　相关专题：湖南临湘市副市长受贿款扶贫引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