贿为民所受也是犯罪 “好贪官”依然是贪官

　　湖南临湘市副市长余斌将受贿的15万多元用于解决下属乡镇学校等实际问题，日前被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有罪，引发社会争议（8月2日《重庆晨报》）。

　　“大侠”也要遵守江湖规则

　　在网络上，余斌被网友称为“大侠”，或“杀富济贫的绿林好汉”。这代表了一部分

舆论对“受贿济贫”的认同。但我认为，法治社会是不认同此类“大侠”的。且不说由来已久的“侠以武犯禁”的论断，单就余斌的“受贿济贫”而言，难道丝毫没有道德污点？

　　济贫，自然是一种美德，但“受贿”却不见得高尚。因为官员受贿的背后，必然还站立着一群因有人向其行贿而导致利益受损的人。这种以权力调节出的劫甲济乙的局面，是一种正常的社会形态吗？在一个完善的社会秩序里，每个人的合法利益都是不容随意侵权的，也是不应有“劫富济贫”观念生存的土壤的。

　　就像江湖有江湖的规则，大侠有大侠的原则一样，任何人都不可能摆脱既定的秩序。对于余斌及更多的人来说，今天的秩序就是法律，即使是“立志”当一名大侠，也必须在法律的秩序之内来追求。而余斌高居副市长之尊，更需要做到这一点，因为官阶愈高，其违法行为对法律秩序的破坏更严重。杨耕身

　　“贿为民所受”也是犯罪

　　许多网友以官场贪官成风、余斌算是难得的“好贪官”为由原谅他。不能不说，网友们的说法也有一定道理，但是法治社会，法不容情。如果“贿为民所受”不算犯罪，那么村民杀死村霸、被劫者打死劫匪……也不能认为是犯罪了，如此一来，岂不天下大乱？

　　“贿为民所受”也是受贿，也是犯罪；“好贪官”也是贪官，为国法所不容。利为民所谋，可以；贿为民所受，不行！练洪洋

　　“贪钱”可耻，“贪名”正当？

　　在余斌的荒谬逻辑中，“贪钱”是可耻的，而“贪名”是正当的。他将大部分受贿的钱用于扶贫济困，因为他认为占有这些钱是可耻和不屑的，而有了钱又可以让自己在任上有所作为，能留下好名声。所以，钱收下来了，哪怕是赃款，只要是用于为民，他就认为没有什么不妥。然而，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追求金钱与名声都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违反法律，追求金钱与名声，同样是不具有正当性。这是他的悲剧的根源，也许也是最值得我们警惕的！杨涛

　　换一个角度看“受贿扶贫”

　　为什么有的老百姓感叹余斌是个好官，期望他能被放过一马呢？原因并不复杂。

　　在某些老百姓的眼中，腐败分子不是勤“捞”致富就是酒池肉林，不是蝇营狗苟于“房子、车子、位子、票子和孩子”就是热衷于“家里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与之相比，良心未泯的余斌就显得有些另类，有点良心，讲点道德，这就让一部分老百姓欢呼“庆幸”，甚至期待“法外开恩”，这样的黑色幽默让人感到悲怆。

　　因此，应该将余斌“受贿扶贫”案当作一个标本，它提醒我们腐败现象这一社会毒瘤已是根深蒂固。问题是，如果老百姓的心理底线逐渐被挑战，腐败分子只要还有一丁点的道义就能被容忍，这将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后果？王石川

　　一个权力异化的官场标本

　　一方面，余斌对不洁财源没有拒绝，他在法律面前失足了；可另一些时候，他似乎又在竭力守卫着自己的良心。他就像一个矛盾综合体，既陷入某种黑色游戏规则的循环链，又挣扎着想要跳出来。他就像一个载沉载浮的官场标本，将其所代表的一种心态一条行为路径甚至是一个群体的隐蔽思维呈现了出来。

　　人性是复杂的。一个权力拥有者，在某个特定生存环境下，同时受到来自责任、使命感、道义、世俗规则、利益抉择、秩序格局等方面的外力影响。当他无法凭借自身力量狙击物欲诱惑，且法律也无法带领、引导其准确上路、转弯避障时，权力持有者便会把持着秩序方向盘横冲直撞，直到规则、秩序、行人、座驾和他自己碰撞出谁也不想看到的结果时，一场灾难般的游戏才会结束。

　　在余斌一案中，我们看到，被异化的不仅是对权力的理解和诠释方式，还有人格与“官格”和法律之间关系的扭曲。人们不难发现，权力土壤上的寄生和异化现象比一般性的法律判断要复杂得多，不彻底根治这片带菌土壤，更多畸形的权力“怪婴”还会出现。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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