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安全感下的犯罪高峰

　　-本刊记者/程海涛 摄影/陈萧军

　　超过90%的中国人对社会治安满意。警察不愿说，学者不认可，中国的治安现状似乎进入了“不好说”的状态

　　早上出门到现在，就吃了

　　这么一顿饭。现在几乎每天都在‘严打’，可犯罪分子还是那么多。”1月15日下午4点，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 反扒大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警察从一家餐馆出来后立刻赶往下一个工作地点，“现在感觉做警察的压力越来越大。”

　　2005年10月初，这位警察所属的北京市公安局公交总队从“110”接报扒窃类案件中分析发现，团伙扒窃呈 上升趋势。“以前是距离春节前一两个月时报案者才开始增多，现在这一时间提前到了3个月，黄金周的发案率也开始多起来 。”

　　这名警察说自己从事反扒工作已有8年，几乎每天都在南三环至北京站一带抓获多名扒手，“今儿是周末，加上春节 临近，扒手们也经常在这个时段出来作案。”

　　为了提高市民对警情的信息掌握程度，控制并改善当地治安，2005年9月，北京市公安局在全市50个高发案派 出所辖区内安装了电子警情通报牌，之后又在全市社区范围内加装了2500多块。而去年8月到10月，广州市公安局则利 用3个月的时间继续在城市开展代号为“剑兰”的专项行动，严厉打击“两抢”犯罪，力图改善当地不断恶化的治安环境。

　　虽然如此，最近华尔街法律网推出的一项“2005年中国治安最差的城市”评选却显示，拥有相对多数警察的北京 和进行专项“斗争”的广州分列最差城市的第6和第7位。“治安形势严峻”和“警力不足”，是中国警察们对于治安状况和 其中原因的共识。

　　然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五次全国群众安全感抽样调查中，却有“91.9%的国民对目前治安环境感到‘安全’ 和‘基本安全’”的结论。对此，受访的警察们均不愿做出评价。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皮艺军却对该结论提出了质疑，他认为按 照目前中国犯罪率发生的次数和水平、手段作为参照，这一数字是不现实的。

　　犯罪高峰持续不退

　　“中国曾经是预防、控制犯罪卓有成效的国家，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犯罪像洪峰一样逐年上涨，我们正在进入建 国以来第五次犯罪高峰，犯罪种类增多，规模升级，危害加剧。”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曹凤曾在1997年出版《第五次高 峰》一书中对不断涌现出的新犯罪类型进行研究。

　　相应的数据表明，2003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439.4万起；2004年，这一数字上升至471. 8万起，查处各类治安案件536.6万起；2005年上半年，根据公安部的统计数字，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213 .1万起，依此判断2005年整体情况，这一数字可能与2004年持平。

　　“对于‘第五次犯罪高峰’的说法，官方一直没有给出确切的定论，但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的犯 罪率就开始持续攀升，没有下降。近两年更是一年比一年高。”皮艺军说。

　　早在1980年时，原公安部公共安全研究所所长戴宜生就对中国的治安形势做出了分析，认为之后的20年，中国 的犯罪率每年会增加14%。“实际上2000年初就已经超过了这个数，大概在18%-20%。”

　　新的犯罪形式涌现

　　“如果是简单的掏包、抢劫，只要肯下苦功就会有所收获，但现在好多犯罪分子使用无线耳机、探头、电脑等现代化 工具进行偷窃。”北京公交分局的反扒警察说，为了应对新形式的犯罪，他们已经开始学习如何利用高科技手段搜寻线索。

　　另一项统计显示，在2003年全国审结的各类刑事案件中，罪犯年龄在25岁以下的有2800多人，其中18岁 以下的未成年人有800余名，犯罪类型以抢劫、抢夺、盗窃为多。

　　“新形势下犯罪的特点和原因很多，主要集中在网络犯罪和青少年犯罪。另外，原始的暴力犯罪，现在也逐渐开始向 青少年群体这方面转移。”皮艺军说，这些新的犯罪形式和人群，正在影响着相对应的空间和人群的安全感受。

　　司法部犯罪学研究所卢奇教授近两年一直在做有关未成年人犯罪的研究，通过走访少年管教所，他发现暴力犯罪这几 年在未成年人中有所增强，“一些少女的作案手段是抢劫，另外现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龄正在提前，几年前关押的16岁左右 的居多，而这两年低龄的比较多。”

　　“‘严打’刚开始的几年，犯罪率的确明显下降，可后期的效果越来越小，‘严打’所起到的作用也微乎其微。”戴 宜生认为，高犯罪率和新犯罪形式的出现是中国多年“严打”政策留下的“后遗症”。

　　戴宜生前些年专门做过针对性的调查，他发现有些在“严打”期间被拘捕的人，出狱后变本加厉地进行犯罪活动。“ 究其原因就是判了些不该判的人，这些人只是触犯了治安条例，但公安机关为了完成‘严打’任务，把他们抓起来判刑，结果 对他们的身心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伤害。”

　　高犯罪率与“治安良好”

　　“这两年官方公布的数字是犯罪率在下降，但按照官方的统计数字，就在两年前犯罪率还在以4%-5%的速度增长 ，我认为犯罪率下降是不可能也是不正常的。”对于社会治安状况的满意度调查，戴宜生认为不排除存在真实数字被隐瞒的情 况，另外在调查统计的方法和指标上，也存在着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末，因为担心各级公安部门在统计数字上造假，所以公安部委托国家统计局作民间调查。调查指标 分为满意、比较满意、基本满意、一般和不满意五类，统计结果显示70%—80%的民众对治安状况基本满意，不满意的占 20%。当时我对这个统计结果表示认可，但对这种调查所划分的指标不太认同，因为五项中对治安满意的指标占了三项，并 没有将此细分。”

　　例证表明，民间机构的调查结果一定程度上与官方的调查结果存在距离。2004年底，广州社情民意研究中心进行 了“2004年广州市社会治安状况公众评价追踪调查”，先后对1032位不同收入、不同年龄、不同学历的市民进行调查 ，结果受访者中仅有两成左右的人对广州当前的治安状况表示不同程度的满意，市民安全感也比2003年略有下降。六成以 上的受访者对偏僻内街、公交车站的安全感较低，抢劫、抢夺、盗窃等犯罪活动仍是威胁市民安全感的最大隐患。而当年社科 院的调查却显示，全国对治安状况的满意者达到九成。

　　另一份资料显示，一向社会治安良好的

　　“犯罪率上升和民众不满意是因为社会的根本矛盾没有完全解决，贫富差距在逐渐拉大，流动人口也在增多，这几个 主要的大问题没有解决，犯罪率就不可能下降，安全感也不会上升。”戴宜生认为，要解决犯罪高峰的问题，并不是靠几次简 单的“严打”和“高安全感”数字就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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