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日凌晨,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成思危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0岁。

  成思危主要研究领域为化工系统工程、软科学及管理科学,近年来致力于探索及阐明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发展规律,并积极研究和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由于他为中国新兴的风险投资业做出奠基性贡献,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他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一个月前刚过完八十岁生日

  媒体关于成思危最近一次的报道是2015年6月11日。据民建中央网站消息,2015年6月11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孙春兰带着中共中央的关怀和温暖前来为民建中央原主席成思危祝贺八十寿辰。其乐融融的气氛中,成思危赋诗一首,表达谢意,抒发感怀。

  今年5月21日的《人民日报》曾刊出他的文章,谈金融改革战略观问题。他认为,一些人在金融领域国际合作上主张“阴谋论”,与实际情况不符。金融安全既不能麻痹大意,也不能草木皆兵,金融改革不可错失良机。

  而在4月的智库研讨会上,成思危指出,智库要“实事求是,要多讲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如果智库来讲大话假话,那就非常危险。”

  “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1998年,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这就是后来被认为引发了一场高科技产业新高潮的“一号提案”。此后,国内掀起了风险投资的热潮。

  在风险投资在我国方兴未艾之际,成思危意识到,风险投资在中国还是年轻的事业,需要从理论、实务、政策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为此,他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著书立说,自著和主编了大量书籍,写了为数众多的论文,研究和探索风险投资在中国的发展路径。

  成思危指出,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发展风险投资事业应实行三步走战略:首先是建立风险投资公司,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咨询与服务管理;第二步是建立风险投资基金,并制定相应的法规及管理办法,从国内外吸收资金;第三步是建立包括二板市场在内的风险投资体系。与此同时,成思危强调,风险投资的重点领域应当是高技术领域,支持的重点阶段应是创业阶段。

  2003年,在成思危的积极倡导下,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正式成立,从而建立起国内风险投资领域政策制定者与实务界沟通的重要桥梁。2004年6月,深圳中小企业板正式开盘,迈出了“三步走”战略中的一步。成思危强调,中国风险投资事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培养自己的风险投资家,从培养项目经理入手。由此,风险投资在中国才真正开始引起政府和国人的关注和重视,并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

  由于成思危为我国新兴的风险投资业做出奠基性贡献,业内人士亲切地称他为“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成思危生平三次选择皆为报国

  据《人民日报》2013年8月报道,成思危是成家五个孩子中的独子,父亲成舍我是杰出的一代报人,母亲萧宗让曾留学法国。书香门第的他自幼便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

  成思危在北平时,已深受鲁迅、茅盾、巴金等进步作家的影响,其中对他影响最大的当数《家》、《春》、《秋》“激流三部曲”。在《家》这部著作中,觉慧毅然决然离开家,寻得了人生道路。在成思危看来,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就像是觉慧的真实写照。

  1948年底,随父亲举家搬迁到香港后,成思危就读于左派学校。受社会进步思想的影响,1951年,年仅16岁的成思危做出了他人生第一个重要选择,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优越的家庭生活,抱着对新中国的憧憬和理想,回到广州。自此,他开始了漫长的跨越两个世纪的报国之旅。

  成思危先是进入叶剑英兼任校长的南方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总工会工作。由于良好的工作表现,成思危被选送到华南工学院、华东化工学院学习。

  毕业时,成思危被分配到沈阳化工研究院工作,满怀抱负地投入到“向科学进军”的祖国建设高潮中。正当成思危雄心勃勃要干一番事业时,“文革”开始了。戴着“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帽子的成思危,被下放当了锅炉工。

  “文革”结束后,成思危做了他人生第二个重要的决定,选择去美国读书。当时已在化工界小有名气的他,却改行学了工商管理。

  毕业时,他推辞了美国公司和研究机构的邀约,也婉谢了父亲希望他回台湾继承家业,而是选择回国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出一份力。他将风险投资的理念带回国内,成为了后来享誉国内外的“中国风险投资之父”。

  1994年,临近退休之年的成思危本打算安度晚年,去看看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姐妹。但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成思危,最大的希望是自己的建议和意见能够达至高层,对国家和人民有所贡献。于是,成思危欣然接受邀请,加入了民建,并在1996年民建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3月,成思危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人生的第三次转折,也让成思危从一名学者走向了政坛。

  专访钱报智库专家

  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徐剑锋:

  我眼中的成思危

  钱报智库专家、省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徐剑锋作为民建中央委员会经济委员会委员,曾与成思危有过多次接触和交流,经常在民建的经济座谈会上碰面,他眼中的成思危先生是一个怎样的人?

  昨晚,钱报记者专访了徐剑锋。

  “对成思危先生,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是正直。”徐剑锋说,“成思危经常会提到的一句话,就是:‘做人一定要正直,要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脏话假话。’他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而且他也很真实,他说一点空话套话不说是不行的,但是要少说。这话说的实在。另外他为人也很平易近人,一点也没有什么傲气。以前开会大家中午吃顿便饭他也是和大家坐一起,随意聊聊当前的经济之类的话题。不像有些官员高高在上那样摆谱。”

  徐剑锋说,可能是成思危先生在人大工作多年的关系,他很有容人之量,很大度。各种会议上能够倾听不同的意见,偶尔听到比较出格的言辞也只是一笑而过。所以他来开会大家一般都畅所欲言,不会很拘谨。对于每年的经济形势,中央都会听取各民主党派的建议,民建在这方面的工作有较长时间主要是由成思危先生主持的,后来他因为身体原因逐渐退下来。

  此外,徐剑锋表示,成思危作为著名的经济学家,对于金融方面的研究是走在前列的。他在虚拟经济方面的研究尤其值得称道,他从美国回来之后,一直重点研究风险资本方面的问题。1998年,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他提交了《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史称一号提案。至今,他还被称为中国风投之父。而他在防范金融风险方面的研究这些年格外受到重视。此外,他在股市和房产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他还被称为创业板之父。

  在成思危退下来之后,徐剑锋和其接触的机会就少了。不过,成思危常会被各种论坛会议邀请,有时也会遇上。他记得成思危在一次论坛上说起过,自己是一个审慎的乐观主义者:既要看见玫瑰花的香,也要看见玫瑰花的刺。“我想,这句话用来形容成思危在经济方面的思想也很合适,既要看到金融的巨大作用,也要防范其风险。” 本报记者 王曦煜

  (原标题:“中国风投之父”成思危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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