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周刊201104期封面

清华大学日晷上写着“行胜于言”。

　　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学校，从清华学校到成立大学部，继而成为国立清华大学，清华迎来了一百周年纪念。

　　这一百年，清华走出了14位“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600多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在1949年之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有59位出自清华。在清华迎来一百周年之际，不仅要回顾这些辉煌的成就，更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是清华？

　　诸多研究者喜欢把原因归结于清华传统，但是何为清华传统，却历来众说纷纭。可以说得清楚的是，清华一百年与国运一直彼此交织，从一诞生，就与国耻紧密相连，其后的中国现代化历程，几乎随处可见清华人的身影。单从教育的成就来说，中国众多现代学科的开创者，也多出自于清华。

　　仔细梳理便会发现，那些取得了举世瞩目成就的前辈们，多是清华早期培养出来的学生。清华的发展经历了许多波折，这些波折，也是国家的波折，但在这个过程中，清华许多有益的传统却散失了。

　　劫波历尽，不仅是清华，众多大学都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传统，寻找教育的本质。教育是文明的基石，在清华百年之际，我们重温清华百年与中国的交织，重温清华的历史，也是为了这一目的。

　　总论

　　清华与中国的现代化

　　陈 远

　　今年的4月24日，清华大学将迎来她的一百周年纪念。

　　清华的这一百周年，不仅是清华的一百年，更是折射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一百年。在世界大学发展史上，确实也没有哪所大学，能像北大和清华这两所学校一样，和一个国家民族的现代化过程有如此紧密的关联与交织。

　　与世界诸多著名大学相比，中国的大学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并不低，仅用了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自身的制度建设，成功地实现了与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大学的接轨。学者谢泳认为，中国出现现代意义的大学，始于1925年清华设立大学部。

　　与脱胎于晚清旧体制的北京大学不同，清华的诞生，并非始于一个国家现代教育的正常发端之途。

　　清华的诞生，众所周知，是因为“国耻”，是用美国返还的部分“庚款”成立的，老一辈的清华人，都把清华称之为“国耻纪念碑”，骨子里就透出一种“雪耻图强”的劲儿。而当时，“雪耻图强”，不仅是清华人心底的呼声，也是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不唯如此，这个精神，也为后来一代代清华人所追随，并在新的时代有了新的阐释。

　　用美国返还的“庚款”，就得按美国的制度。所以早期清华的办校目标就是“把美国的学校整个搬到清华来”，不得不说清华在这一点上是成功的，1920年，罗素参观完清华，有人问其有何感受，罗素感叹：“清华恰像一个由美国移植来的大学校！”其实，早在清华的前身游美学务处时期，这里的学生一股脑地都被送到美国去深造。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社会力量的广泛介入和大学对社会的适应，美国逐渐成为世界大学的中心。清华因故照搬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办学理念，某种意义上也是无心插柳，却也为中国收获了一片巨大的绿荫。

　　在清华建校之后的不久时间，辛亥革命爆发，千年帝制一朝瓦解，老大帝国蹒跚起步地走向共和。自此之后，现代化成为百年中国的主题词。而之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中坚作用的，多数出身清华，他们的一生均与这个国家紧密相连。比如我们今天所熟知的竺可桢、侯德榜等一大批科学家。在1955年公布的首批236名中科院学部委员中，1912年—1929年由清华出去的留美学生就有34人，占14.4%。

　　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仅仅表现在其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和成就，更在于社会的文明程度，在这方面，清华也毫不逊色，“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胡适，其成就虽然多是在北大获得，但是他是出身清华的，其他如王世杰、梅汝、王造时、钱端升等人，也都是从清华出去之后学成归来在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的。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演讲时对清华学生的寄语：“作中流之砥柱”，真是先知般的预言。正是那次演讲，梁启超提出了清华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校训从那时起沿用至今。

　　清华的成长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但是清华早期的掌舵人们，心里想的是如何摆脱美国的影响，成为独立的清华。1925年，清华成立大学部，正是基于这一考虑。同时，国内的“改大潮”，又是和当时收回教育主权、争取教育自主和学术独立的运动相呼应。清华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早期一味“美国化”的种种措施，在国人心目中，是依附美国殖民地教育的样板，因而被称之为“买办学校”，一时竟成为社会舆论之的。

　　不过这一切到了1928年，随着北伐胜利、清华改为国立清华大学而顿时改观。曾在这一时期出任清华文学院长的哲学家冯友兰曾对清华这一段历史下过如此评语：清华史前期到现在的清华大学，经历了一步一步的历史过程，这个历程就是中国学术独立的历程，就是中国民族中兴的头等大事。

　　就在这一时期，清华还做了一件“逆潮流而动”的大事，那就是成立“国学研究院”。自五四之后，“孔家店”被打倒，传统文化被国人弃之如敝屣，唯有一词被人人奉为金科玉律，那就是“科学”。国人以为抛弃了传统文化，国家便可以走上一条繁荣富强的康庄大道，于是一头扎进“科学”的怀抱。发现偏差的，正是新文化运动的舵手胡适，为了纠正这种偏差，胡适不惜在新文化运动的巅峰之时，提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在胡适的建议之下，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在清华成立，为了保持“政治正确”，清华特地在整理国故之前加了“以科学的方法”的前缀。虽然只有短短四年的时光，国学研究院却成了士林久颂不衰的神话：不仅有大量的学术成果，而且培养了众多人才。这一段中国现代化中的插曲，虽然并非当时的主流，但在今日的我们看来，却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整篇乐章中不朽的音符，越来越显示出其恒久的意义。八十年后，国学热再度在中国兴起，清华决定再造国学研究院并付诸实施。历史恍若在这里拐了个大弯。

　　中世纪以来，现代大学所以能够在动荡的社会中不随社会变迁和政治制度更替而改变其宗旨，生存下来并得到创新发展，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有以独立和自由精神为基础的大学制度作为保障。

　　冯友兰先生所说的“中国民族中兴的头等大事”，并非一帆风顺。在清华改为国立的前后，战乱频仍，值此局势，清华也并非世外桃源，各派政治军事势力，莫不想控制清华。而清华人抱定“清华为清华人之清华”之宗旨，对各种势力试图控制的企图予以反抗，以至于出现“三赶校长”的局面。梅贻琦正是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时局下，出长清华的。

　　出身清华的梅贻琦给清华带来了新局面，也为中国现代教育史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教授治校、学术自由、通才教育……正是在梅校长的执掌之下，清华大学从一所有学术名气而无学术地位的大学，一跃成为令世界瞩目的既有学术名气又有学术地位的大学。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被誉为教育史上的奇迹，实际上也是以梅贻琦长校为主。诸多西南联大的学子日后回想起母校，对母校的自由氛围津津乐道，这种自由的风气，正是因为有教授治校作为制度才得以保障的，而教授治校制度的核心便是民主。而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民主是其中至为重要的一环，五四除科学之外的另一关键词，正是民主。

　　也正是在西南联大那段炮火纷飞的岁月里，清华再一次与国家的命运合拍。西南联大在西南一隅成为“民主堡垒”。现在清华校园里的晗亭，就是为了纪念在当时素有“民主斗士”之称的吴晗。在启蒙和救亡的双重变奏之下，政治在清华中所占有的分量越来越重，在之后的共和国岁月中更是如此。

　　复员之后的清华，正在悄悄起变化，可以说是新旧交替的过渡期，清华的学子们已经越来越多地主动或被动地融汇进时代的洪流，日后，正是他们，在共和国和新清华的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的。

　　1952年底，蒋南翔出任清华校长的时候，院系调整已经完毕，当年的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等已经人去楼空。蒋南翔在这样的情形下擘画新清华的道路的。又红又专方向的确立、“综改工”的转型、辅导员制度的形成……一条与旧清华截然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昔日的清华园内展开了。清华园里诞生了新口号：两种人会师。即青年教师加强学术修养，老教授向党靠拢。自此，清华在政治的影响下，努力维持着较高的办学水准，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如今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等诸多领域的领导者和中坚力量。也正是这种努力，保全了清华的基因，使清华在1970年代末期，随着中国社会政治格局发生变化，得以迅速调整，重新崛起。

　　至今，这条道路依然在影响着清华。如果说清华与国运息息相关，恐怕没有人会反对。

　　当然，在政治混乱的年代中，清华并非没有留下令人难过的印记，但这样的印记同样与那个时代紧密相连。

　　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迎来了自己的新生，清华也迎来了自己的新起点，迎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清华与转型期中国社会的关联愈发紧密。

　　出身清华后来又做了北大校长的胡适曾经说：“吾他日能望见中国有国家的大学，可比此邦的哈佛，英国的剑桥、牛津，德之柏林，法之巴黎，吾死瞑目矣。”

　　如何在遵循大学之道，培养健全人格，提升科研教学水平，服务国家社会，成为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学，一百年之后，对清华人，对中国人而言，依然是个挑战。

　　大学一解

　　梅贻琦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文明人类之生活，要不外两大方面：曰己，曰群；或曰个人，曰社会。而教育之最大的目的，要不外使群中之己与众己所构成之群各得其安所遂生之道，且进以相位相育，相方相苞；则此地无中外，时无古今，无往而不可通者也。

　　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历史，其目的虽鲜有明白揭橥之者，然试一探究，则知其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一己之修明”是已(Knowtheyself)。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异致？孔子於《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而病今之学者舍己以从人。其答子路问君子，曰“修己以敬”；进而曰“修己以安人”；又进而曰“修己以安百姓”。夫君子者无它，即学问成熟之人，而教育之最大收获也。曰“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为已足也。

　　及至《大学》一篇之作，而学问之最后目的，最大精神，乃益见显著。《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学记》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孟子於《尽心》章，亦言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亦不出“明明德”之范围，而其泛论群居生活之重要，群居生活之不能不有规律，亦无非阐发“新民”二字之真谛而已。总之，儒家思想之包罗虽广，其於人生哲学与教育理想之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

　　……

　　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於新民之效。夫社会生活大於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为谓全部人生即寄寓於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於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通专并重未为恰当之说也。大学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间，而既须有通识之准备，又须有专识之准备，而二者之间又不能有所轩轾。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乎？并重之说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於专之原则尚矣。

　　……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至善之界说难言也，姑舍而不论。然“明明德”与“新民”二大目的固不难了解而实行者。然洵如上文所论，则今日之大学教育，於“明明德”一方面，了解犹颇有未尽，践履犹颇有不力者；而不尽不力者，要有三端。於“新民”一方面亦然，其不尽不力者要有二端。不尽者尽之，不力者力之，是今日大学教育之要图也，是《大学一解》之所为作也。

　　(原载《清华学报》1941年4月第十三卷第一期“清华三十周年纪念号”上册。本文是现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献。初稿由梅贻琦写出要点、由清华教务长潘光旦先生代拟文稿。本刊刊登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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