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山夫牛”拍摄的最后的报亭。

　　这个清明节，在河南郑州，不少市民悼念一位特殊的“逝者”——报刊亭。

　　在当地人印象中，那个总是一副绿色铁皮模样、挂满花花绿绿报刊杂志、安静守候在街头一角的熟悉身影，在4月2日晚上8时30分左右彻底消失了。这一天，位于这座省会城市花园路和红旗路交叉口的报亭，也是郑州市区仅存的一座报亭被拆除。

　　一位网友伤感地写下悼词：“再见，报刊亭；再见，街边小风景；再见，本就苍白无力的郑州精神文化生活。”河南省文联副主席郑彦英将它的拆除，比喻为“撕掉了城市的一道文化符号”。

　　不过，在城市管理者看来，最后一座报亭的拆除，意味着“难啃的骨头”被啃下。4月7日，郑州市城市管理局执法管理处处长董杰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郑州市对城区报刊亭的整治工作已经开展了10多年。去年4月，当地政府开始采取“取缔”措施，拆除了大约400座报刊亭。

　　对于这两种态度的反差，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教授史璞并不奇怪。这位在郑州生活了20多年的市民反问说：“仅从小小报刊亭这个细节来说，难道为了追求城市外表的光鲜、管理的方便，就要牺牲城市的一部分文化功能吗？”

　　在缅怀先人的节日里，网络上多了对这个城市报刊亭的追忆

　　时至今日，许多人还记得这位逝者最后的时光。一个月前，30岁的陈浅潜(化名)在等红绿灯时，意外地发现了这座报刊亭。她欣喜地用手机拍下了夜色中的报亭，“就像遇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

　　在她用“美图秀秀”软件修整过的照片中，最后的报亭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它立在十字路口一个两平方米左右的角落，有着绿色的铁皮外壳，生锈的铁架子挂着100多种杂志，几乎找不到缝隙；报亭外的角落里，摞着几箱饮料和矿泉水。

　　在实施大规模拆除前，面积1010平方公里、人口425万的郑州市城区，共有421座报刊亭。从上世纪90年代初，作为公共文化设施，这些毫不起眼的亭子就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一位郑州人甚至打比方说，当人们骑着自行车或者散步，从路边小报亭窗口里接过相熟报亭主递过的报刊，这幕场景就像“闲时一支烟”一样富有人情味儿。

　　但另一方面，董杰坦言，报刊亭为城市管理带来诸多挑战。他举例说，有些地处十字路口的报刊亭违章占道，遮挡和影响行车视线；有的报刊亭存在违规经营的问题，经过多次转租或者转卖之后，造成“经营者和注册者分离”，让相关部门监管起来十分棘手；就连报刊亭上花花绿绿的广告也是毛病，有些报刊亭还会私自乱设广告。

　　从2002年开始，郑州市政府就由市精神文明办牵头，联合城管、工商、邮政、文广新局、民政局等多个部门来联合整治报刊亭问题。起初，有关部门的想法是给报刊亭“规范位置”并统一更换，但政府部门和报刊亭摊主未能协商成功。

　　2011年底，这个困扰城市管理者多年的难题交给郑州市城管局来“牵头”解决。这座号称“新亚欧大陆桥上的重要经济中心”的城市，开始采取拆除的手段。在一场名为“退路进店”的工程的指挥下，一个社区用短短的3天时间拆掉了33座报刊亭。郑州市其他区的街道也开始效仿这一“成功经验”，一个月后，全城报刊亭几乎全被拆除。

　　对于曾在郑州市二七区解放路上经营一家报刊亭的老王来说，那是一段让她揪心的回忆。她还记得，当时正是梧桐树发芽的时节，她得到街道办事处的通知，报刊亭要在2012年4月26日至28日内拆除，如果按时拆掉，可以获得3万元补偿，若是逾期不拆，亭子还是要被拆掉但无任何赔偿。

　　“突如其来”的通知打乱了这家人的生活计划。老王两口子从1995年开始经营报刊亭，全家指着这个铁皮亭子生活。他们最终决定拆掉亭子，拿补偿，“总比一分钱都拿不到好”。

　　没有任何的商量、通告和请示，城市的主人到底是谁？

　　作为唯一的幸存者，最后一座报亭成为一个标志。一位名叫“山夫牛”的网友特意拍下一组以雪夜为背景的黑白图片，并取名为《风雪夜，那孤独的报亭，依然亮着灯》。

　　河南资深媒体人罗成(化名)每次路过都会拿出手机来拍照。半年前，他换过一次手机，还特意把这些“珍贵”的照片放进电脑里。在一张拍摄于去年6月的照片里，一辆车身写着“行政执法”的白色双排座小货车，停在这座迟迟不能搬走的报刊亭门前。有意思的是，“一些附近的市民往货车后箱里倒垃圾”。

　　如今，陈浅潜只能遗憾，自己为何没多光顾一次这座仅存的报刊亭。她曾在从健身房回家的路上，在这里买了两本时尚杂志。当时，她还欣喜地以为，“这是覆巢完卵”，不过，用她的话说，“结果亦难逃噩运”。

　　一些网友在新浪微博转发这条新闻的时候，还在文字后面添上一根“蜡烛”。有人说，“本来以为它会一直存活下去，但就像蜡烛的火苗跳了半天，还是被人吹灭，只留了一缕白烟”。   

　　事实上，关于是否拆除报刊亭，郑州市有关部门并没有举行过听证会。去年6月，郑州市城管局副调研员的韩永进表示：“依据法律法规，政府拆除违法建筑的行为，不需要提前召开听证会。”

　　去年4月下旬，郑彦英走出家门，发现小区门口的报刊亭不见了。他原本以为只是自家附近的报刊亭被拆了，连忙打电话给几个朋友，对方都告诉他“自家旁边的报刊亭也没了”。那一刻，他用“愤怒”来描述自己的心情。

　　在这位河南省文学院院长的记忆中，巴黎街道六个方向的大路口都有报刊亭。伦敦、柏林等城市的一些报刊亭都被装扮成有地域特色的建筑艺术品。而如今，号称“五次为都、八代为州，中国八大古都之一、世界历史都市联盟成员城市，拥有3000多年文化历史”的郑州，在他看来“做了一件最没有文化的事情”。

　　河南省几家都市报也像遇到了一次突发事件，直到报纸上不了摊，有市民打电话来投诉，才明白这座城市发生了变化。罗成将此形容为“狂飙突进”，“没有任何的商量、通告和请示，这座城市的主人到底是谁”？

　　和它的许多同伴一样，最后一座报亭也消失得毫无征兆。一位郑州市民在微博上记录，这家报刊亭在4月2日晚上8时30分左右被拆除。当时的场面并不令人愉悦，亭主是一位老妇，“脱光上身，在地上撒泼，大骂”。

　　它曾经的摊主也难觅踪影，有人向中国青年报记者透露，这个报摊由一家三口经营。为了守护全家人的生计来源，一对60多岁的夫妇和他们90岁高龄的母亲轮流住在亭子里面，一天24小时不离人。

　　一个城市的文化习惯是这么容易改变的吗？

　　如今，郑州市民只能在影像资料中回忆这座城市的报刊亭了。按照“退路进店”的计划，在报刊亭被拆掉之后，不到两月时间，这个城市又生长出超过700个报刊零售点。它们包括沿街门店、社区便利店、超市、书店以及加油站等。政府乐观估计，新的报刊零售点可以更好地满足市民购买报刊的需求，新的文化习惯——进店买报刊也会逐渐形成。

　　最后一座报刊亭被拆掉之后，这里的市民买报的路径之一，是多走10分钟，拐进一家便利店。4日7日下午，记者走进这家便利店，看到店铺正中间的冰柜后边，立着一个四层报刊架，上面摆着不到10个种类的杂志，其中包括几本过期的新闻类杂志。环顾这家便利店四周，发现进门右手角落，还有一个四五格的报纸架。

　　一个中年男人站在报架前，低下头，弯着腰，翻了翻报纸，嘴里嘟囔着“没有《郑州晚报》”，转身离开了。

　　他的遭遇并不少见。一位当地市民为了买本《壹读》周刊，从郑州大学新区出发，顺着几条主路绕了一圈，走了35公里，发现了5家可以买杂志的地方，“还是没有买到想买的杂志”。

　　另一位在大学教新闻学的老师，在媒体概论的课堂上也不得不对着学生苦笑：“我在路上转了好久想买杂志，结果怎么也找不到。”

　　来自当地邮政部门的数据显示，在“退路进店”之后，郑州市报刊零售量在下降。河南当地一家主流都市报也佐证，报纸的零售销量也少了一半。

　　“一个城市的文化习惯是这么容易改变的吗？”罗成仔细品味过这座城市的风格，“过去人们剔着牙，拖着光板鞋，去报刊亭买报纸，现在要他们穿着光鲜的衣服进便利店，需要过渡和时间。文化这东西不能一刀切。”

　　罗成还担忧，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城市里支持阅读文化的人本来就在减少，突然间消失的报刊亭，“伤害最多的是那些有阅读追求的市民”。

　　对于“80后”陈浅潜而言，报刊亭的消失牵动的不仅是年轻人的怀旧情绪，还有她对这座城市的文化神经。她看到家门口的报刊亭被拆掉之后，都没有勇气和摊主道别，“他们就像邻居一样，跟我相处了这么多年”。

　　更让她失落的是，她再也无法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扫一眼报刊亭，“就能了解今天发生了什么”。这个爱看话剧和泡咖啡馆的姑娘，毫不掩饰自己对文艺的向往，“郑州这座城市本来就有些乏味，如今连报刊亭这个文化符号也没有了”。

　　同其他省会城市一样，郑州市也在努力寻找自己的文化坐标。在郑州市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里，写着“努力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核心区”和“不断提升城市文明程度”。但这句话在史璞看来极具讽刺，“从武断地拆掉报刊亭这个细节来说，很难看出政府是把文化放在城市布局的重要位置”。

　　清明假期的一个下午，就在这座城市花园路和红旗路的东南角，红色的地砖上干净得一张纸屑都没有。似乎没有痕迹可以证明，这里曾经有一座报刊亭。本报记者 陈璇 《 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