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丽朝 北京报道

　　河北庶宁律师事务所律师韩甫政因铁路火车票缺乏承运人和税费信息等，将铁路部门告上法庭，近日，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韩甫政的诉讼请求。近年来，原铁道部和中国铁路总公司（以下简称“中铁总”）多次因客运车票问题成为被告，这些案件大部分是诉讼方败诉或请求被驳回。

　　2018年5月9日，韩甫政乘坐G6706号高铁从石家庄出发到北京，同一日从北京乘坐G519高铁返回石家庄，两次乘车分别从北京铁路局所属的北京西站和石家庄站取得火车票。火车票上既无承运人，又无增值税发票所应有的税率、税额和金额等相关信息，更没有全国统一发票监制章和发票专用章等。

　　韩甫政认为，火车票具有运输合同和行业发票的双重性质。作为运输合同，无合同相对人，即承运人；作为发票，无税率、税额和金额等发票信息。这样的火车票，既侵害了自己作为运输合同平等主体的民事权利，又侵害乘客取得合法发票的权利及消费者的知情权，2018年11月16日，韩甫政将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铁总告上了法庭。

　　2019年6月3日，石家庄铁路运输法院判决驳回原告韩甫政的诉讼请求，理由是：铁路部门在履行运输合同过程中，并未侵害原告权利；原告韩甫政关于火车票应明确承运人、税率、税额等请求，没有法律依据。

　　韩甫政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中铁总下属有18个铁路局集团公司，还有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繁多的项目公司，乘客购票后并不知道承运主体具体是哪一家。“甚至法官也不知火车票上的税额、税率等具体信息，判决认定这些都不属于知情权范围，这是不合法的。”韩甫政说。

　　近年来，起诉原铁道部和中铁总的案件多数以不予立案或原告败诉等方式收场。中铁总客票体系中涉及价格组成、订票流程、待遇差别等矛盾长期未能得到解决。

　　2006年1月21日春运期间，律师郝劲松购买当日火车票一张，发现票价由1.5元涨到2元，涨幅高达33%，起诉原铁道部程序上违法，该起诉讼终审被法院驳回。

　　2012年12月8日，越众影视公司董事长邓康延在乘坐深广动车D7124后发布信息称：“西藏冰川矿泉水5100由中国铁路专供，此水高价打入票内，却不在车上分送，只是遮遮掩掩于候车角落凭票自领，十乘客中仅一二人知取。”

　　2012年12月16日，广东律师庞琨就“动车票价是否包含5100矿泉水”一事致信原铁道部，申请铁道部公开广深铁路动车票价的定价依据和票价构成。铁道部则以不属于政府信息为由而拒绝公开。2013年2月，庞琨因原铁道部拒绝公开“5100矿泉水”在车站内发放为依据，将其起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但北京一中院认为因起诉的被告不明确，不予立案。

　　2013年1月，旅客朱明建发现列车的硬座票与站票价格相同，但享受的服务待遇差别却很大。于是，他要求原铁道部公开火车票座票和站票同价的依据，并公开2013年火车票网络购票、电话购票、窗口购票是否有预留比例及各占多少。当年2月，原铁道部回复朱明建称，铁路客票发售是铁路运输企业的经营行为，售票信息不属于原铁道部政府信息范畴，无座票按该列车最低票价执行。

　　2012年9月23日，在原铁道部客票系统多次陷入瘫痪的背景下，北京市两高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正伟向原铁道部发函，申请原铁道部公开12306网站建设、设计及招投标过程中的全部信息。2012年10月20日，原铁道部向董正伟回复了函件，建议其到网站和媒体查询相关信息。

　　2013年1月7日，董正伟因申请12306网站信息公开行政复议遭原铁道部驳回，将原铁道部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3年3月，董正伟收到北京市一中院寄出的裁定书，称因原铁道部在3月上旬召开的全国人大会议上被决定撤销，原铁道部已经不存在，行政复议案件无法继续，案件中止审理。

　　对于这一现象，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浩表示，目前中国许多铁路相关法律法规都是由铁路部门主导制定，《铁路法》由铁路部门起草，《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直接由原铁道部制定，属于典型的部门立法，立法理念上更侧重部门管理，与乘客并非平等的民事关系。如何突破部门立法，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他举例道，中国尚没有列车晚点赔偿的明确规定，但国外有些国家已对火车晚点赔偿做出了规定。无论是《铁路法》还是《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都回避了晚点赔偿问题。虽然社会舆论和中国消费者协会一再对“晚点不赔”提出批评，但这种批评无法撼动“铁老大”的强势地位。从法理上，乘客与铁路部门之间是平等的民事关系，乘客花钱购买火车票，相当于与铁路部门订立了运输合同，铁路部门因自身原因违约，就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因为《铁路法》等法律法规的滞后，司法机关裁决时多以法律没有规定为由驳回诉讼请求。

　　（编辑：郝成 校对：颜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