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玛慈善基金会理事长黄红斌
文/宋志标
最近发生的两起在名义上与公益慈善有关的事件，一是广西百色助学网王杰，利用助学便利性侵女生的罪行曝光，已经被批示逮捕；二是四川索玛花基金会的公益学校被关闭，当地政府抬出安全隐患、非法买卖国有林地等理由抓紧切割，基金会负责人黄红斌被拘。
百色助学色魔败露后，公益圈少有评论的，因为这事过于疯狂，说多说少都容易殃及池鱼，让人对笼统的公益产生憎恶。而索玛花事出，公益评论显著增加，当地政府采取的诸多手段都被抨击，政府承诺的真相也被揭露，打压公益的舆论印象已然成形。
在百色王杰事上，罪恶相当明显，但是其背后的因果则相当复杂；而在凉山助学组织的遭遇上，政府的做法也被纳入恶的范畴，容易找到公益“受害者”的定位，加之郁积日久，抒发胸臆较为便利。由此，在这两桩事件后，公益慈善圈在舆论强度上有所差异。
百色这件事的根源，很可能不是公益组织的专业化程度不够，甚至也不是邓飞所言“穷人”做公益过程中“吃相难看”所致，尽管这些批评的方面都有。严格说起来，王杰所做的不是公益，而是粗糙的慈善，钱只是经手过一下，截流部分，然后用于后续的帮助或践踏。
呼吁加强审查与管控，从而杜绝王杰这类人物在慈善名义下作恶，向政府寻求一种解决之道，只怕也是不可靠。在县一级，慈善与公益不分，民政势单力薄，谈不上什么有效监管——而需求则相当大且又隐秘——要知道，王杰败露是因为捐赠人警觉，而不是主管部门发现。
大陆的公益慈善有着显著的地域特点，善款流向从城市往农村、从东部向西部，从富庶之地流向贫穷地区。长期以来，这种善款的传递，是依靠传统的慈善部门完成的，比如红会、慈善总会等。等到公益机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未能摆脱这一旧模式。
这个旧模式就是长于做资源的远距离投送，而拙于做受捐地的营造。这就是说，在善款的漫长流转中，到了下面基本上缺乏可靠的、完善的承接。长此以往，慈善公益的需求之地相当空虚，王杰辈乱中取栗有了可乘之机。王杰的祸害，是慈善与公益不分，基层混乱的恶果。
这样的认定看似准确，其实也缺乏力量。以国人对慈善与公益的混淆，公益难于在县级社区扎根，草根组织良秀不齐，资源供需之间的散乱等状况，孕育王杰的土壤远未消失——恶之花，并非由恶造成，却因慈善之名孽生——公益慈善圈的失语，大多是出于对行业缺陷的不安。
没有公募资格的索玛花目前受到的全方位压力，缘于那封最悲情的小学生信件。现在看来，这封被刻意制造出来的信件，实际上是一次冒失、冒险的传播行为，是为了突破非公募屏障而打擦边球带来的连锁反应。它的社会反响与行政相应尖锐而激烈。
索玛花同样是当地成长起来的助学机构，在其展开助学行动的前几年，当地政府已有觉察，但只是做了防御性的“有问题”认证，而不是强行取缔。索玛花在拿到法律身份至今的一年里，以刻意的低调避开行政从警觉转为制裁，最后都输给了这次失败的传播。
悲情的人造的小学生信件，为索玛花带来了近五十万元的社会捐赠，随之而来的则可能是难以为继的局面。在政府而言，索玛花的高调传播已经越过了界限，一切以切割为目的的压制措施都是有逻辑可循的。索玛花也许要为这几年的野蛮生长付出代价。
仅就助学的做法而言，黄红斌的索玛花可是看作是王杰的百色助学网的升级版形式——前者不止是募捐还建造了学校——但是建校的过程明显仓促，缺乏深思熟虑，留下隐患，一旦遭遇危机，与政府的默契打破，就会因为这些缺陷遭遇猛烈的挫折。
总之，许多对王杰的专业性批判，其实用在索玛花的行事风格上更加恰当。但是，在现时的情况下，产生了因为厌恶打压而同情索玛花的另一种“政治正确”，也让正常的批评难以见流传公益圈。无事时，公益界难以自证；出事后，公益圈又难以自清，这让某些公益人的处境越来越像它曾经不屑的慈善圈。
（原标题：公益风波：缺陷与缺陷的遭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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