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留守儿童之死拷问社会良心

2015年06月11日11:33  新闻专栏  作者:李思辉  

  又是一起人间悲剧!贵州毕节市发布消息,毕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经抢救无效死亡。4名儿童均为留守儿童,年龄最小的5岁,最大的13岁。

  4名儿童到底是怎么死的,问题出在哪儿,还有待当地公安机关调查。不过从各方提供的信息来看,这与他们“留守儿童”的身份不无关系。4个孩子是一家的,父亲在外打工,母亲“被人拐跑”,爷爷奶奶已过世,外公外婆年纪大了无法照顾孩子,也就是说,这4个稚弱的孩子一度处于缺乏照料的状态。

  岂止是缺乏照料,简直是自生自灭!知情者转述的情境是这样的:4个孩子因没有生活费辍学在家,家里唯一的食物是去年的玉米。平时,孩子们将玉米磨成玉米面,不用筛子筛干净,就凑合吃了,“因为太穷了”。你能想象到吗?孩子们生前那苍白的容颜、饥饿的表情以及无助的眼神。在那些“近乎被遗弃”的日子里,他们会不会在夜里想爸爸、喊妈妈?

  这让我想到了我曾遇到的一个孩子。那年冬天,我到一所乡村寄宿制小学采访,碰到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他托着一只在冒热气的塑胶桶爬楼,一个趔趄差点栽倒。“当心——”我赶紧上前搭把手,生怕开水烫着他。并排坐在他小小的单人床上,问他想家吗?他绞着衣角不说话。等我起身走时,他突然哭得颤抖起来:“我想妈妈”……

  是啊,在孤独、无助甚至绝望的时候,孩子们能不想爸爸妈妈吗?这些年,我曾给不下10位在外务工的老乡讲起这个故事,劝他们把孩子接到城里来。这些父母大多选择了沉默,有的就给我算起成本账:城里的开销太大、上学成问题、孩子平时没人带。“不是不想而是不能”,这是摆在中国上千万家庭面前的残酷现实。

  如果说,毕节4名留守儿童之死属于极端案例,不具备普遍性。可监护不力、缺乏抚慰、疏于照顾,或轻或重的出现自卑、焦虑、暴躁等心理问题,却是留守儿童面临的普遍问题。不同机构的研究报告提出同一个严肃问题:2000多万留守儿童的生存现状堪忧。

  今天,整个中国社会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城镇化运动,到处都在造城,各种机会、资源、资金流向城市集中,进城务工成了农村劳动力的主要流向。可我们不能忽略,这些路桥交通、摩天大厦的背后,扑闪着多少背井离乡的无奈,多少骨肉分离的悲怆,多少孩子的希望、失望和绝望。

  国家的发展有其阶段性。中国要走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之路,符合发展需要,大多数人并不反对。问题是,发展必须忠诚于发展的目的,不论走多远也不能忘了为什么出发。城镇化是为了让人们过得更好,而不是要拆散家庭、留下隐忧、制造悲怆。GDP靠冲刺可以拔高、城镇化率靠任务摊派能够加速、乡村学校撤点并校用政令可以迅速完成,问题是,你可曾想过,你跑得这么快,农民能跟得上吗?孩子们能追得上吗?

  能量是守恒的,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的财富、资源也是一定的。如果非要在高歌猛进的城镇化和“孩子们生存品质的相对提升”之间作一抉择,大多数人可能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

  我常想,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提升进城务工家庭的生存品质、不能做到让大多数农民工子女随迁接受教育、不能保证让乡村儿童避免出现群体性的身心健康问题,我们“跨越式发展”的步子是不是就该放慢一些?如果我们的城市还不足以给进城务工家庭以足够的资源、不能让孩子们享受城市的温馨,我们对乡村的社会保障、政府救济、教育投入、基础建设就不能削减,城市对农村的鲸吞就应该放缓。

  “任何时候,身体和灵魂都应同步抵达。”毕节留守儿童之死拷问的不仅仅是当地政府的社会救济责任,更是我们这个国家城镇化的品质、我们这个社会的情感和良心。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

文章关键词: 留守儿童 毕节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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