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中国已将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4.9亿人减少到目前的8800万。)

　　3天以来，来上海参加世界银行主办的世界扶贫大会的穆因格·斯托恩姆，为这个中国经济中心感到目眩神迷。

　　“中国做得很出色。”斯托恩姆先生是一位乌干达政府顾问，看着会场周围林立的高楼大厦，他说，“他们告诉我，10年以前这里还是一块湿地，但现在，它可以为取得了曼哈顿用100年时间才取得的成绩而自豪。”

　　虽然上海在中国几乎并不具代表性、而且那些高楼大厦也曾艰难地寻找租户，但抛开这些事实不谈，斯托恩姆先生的赞叹也是许多与会代表的共同印象。

　　“许多发展中国家夹杂着嫉妒、钦佩、敬畏的复杂心态看待中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马克·马洛克·布朗说。

　　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中国已将贫困人口从1981年的4.9亿人减少到目前的8800万。

　　中国每年都有成千上万人出国到西方留学，同时，也在形成一种被外交分析人士称为“温和的力量”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以顶住政治改革压力的同时在经济上取得成功，而受到发展中国家钦佩。

　　中国也因为在成为一个强大的贸易国家同时，与美国、西方盟国保持一定距离的外交关系而受到尊重。

　　世界银行扶贫小组首席经济学家霍米·卡拉斯说，中国自放弃计划经济体制的20年来之所以能够在扶贫上取得成功，秘诀之一在于中国让农业自由化。“低廉的食品价格是脱贫惟一的、最重要的动力。”卡拉斯先生说。

　　这种说法与许多人的直觉相反，因为中国农民是一个穷国中最贫困的人群，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出现这种情况会促使政府设置保护性屏障保障农民。例如，长期以来印度就一直保护农业。

　　但是，中国不愿对农民提供太多保护性措施，已经导致千百万农民为了贴补家庭收入而离开土地，到城市里寻找工作。在一些省份，农民家庭从城里打工的家人寄来的汇款收入，已经超过了种田所得的微薄收入。

　　但许多代表对中国的钦佩，更集中于中国政府在这个庞大的国家推行政策的有效性上，而不是在自由贸易和农业。

　　“令我震动的是他们在整个政府系统中同步传达扶贫项目信息的能力。”尼日利亚卡拉巴尔的开发官员艾达克·艾吴查库说。

　　对此，乌干达的斯托恩姆先生说：“我们非洲国家有想法，但是大多数项目被拖延搁浅。非洲国家政府应该向中国学习如何实施。”

　　布朗先生说，上世纪80年代他访问中国时，就对中国政府有效地将信息下达到基层的能力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还记得我刚从北京的一位决策者那里得知某件事情，接着当我到乡村去的时候，当地的党委官员就向我重复同一件政策。”

　　卡拉斯先生则没有把重点放在北京。他说，他相信“实际上，中国发展的故事，是由当地政府和当地活跃的企业家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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