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多名省部级官员履新 隐含高层治国方略调整

　　最近，全国8个省(区)、2个国家总局、1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党政一把手发生变动。人事变动涉及18人，其中14人履新，4人退休(其中一人将在“两会”之后卸任)。

　　履新的14人中，大多与共和国年龄相仿，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时77、78级大学生，文科背景的比例达七成。从前一代官员多是工程师出身，到新一代领导者以经济学者——法学学者为主的代际变化，隐含着治国方略的调整

　　最近，全国8个省(区)、2个国家总局、1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的党政一把手发生变动。8个省(区)包括：辽宁、河南、福建、安徽、西藏、青海、陕西和吉林，2个国家总局是体育总局和广电总局，1个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是国家地震局。

　　人事变动涉及18人，其中14人履新，4人退休(其中一人将在“两会”之后卸任)。

　　履新的14人中，8人平调，其中1人新职不详(原福建省委书记宋德福)，其余6人，从副省部级至正省部级。

　　履新的14人，年纪最大的为新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60岁；最小的是新任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和新任青海省代省长宋秀岩，49岁。平均年龄为54.8岁，与共和国大体同龄。这意味着，建国以后出生的人开始进入国家权力层。退休的4人，年纪均在64～65岁之间。

　　这一轮省部级人事变动，发端于2004年10月。当时，前后两任苏州市委书记陈德铭和王岷，先后被提名为陕西省和吉林省省长候选人并出任代省长，再加上原苏州市委书记、现任江苏省省长的梁保华，由此引发了媒体对“苏州经验”的解读。

　　12月13日至12月23日，除了陈德铭和王珉，以及相应离职的原陕西省省长贾治邦和原吉林省省长洪虎，其他14人的变动均集中在这短短10天内宣布，省部人事调整开始备受关注。

　　文科背景的新任官员比例达7成

　　与共和国年龄相仿的履新14名官员，大多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时77、78级大学生，本身是精英，又恰逢国家人才短缺，因此，他们在80年代初甫一毕业，就被国家各大机关、研究院校和大企业吸收。

　　这当中后来成为学界翘楚的人物相当多，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冷溶，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海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朱善利，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兴良……等等。

　　从政者包括李克强(辽宁省委书记)、袁纯清(陕西省委副书记、西安市委书记)、李源潮(江苏省委书记)、薄熙来(商务部部长)等人，逐渐形成了目前中国政坛上的77、78现象。

　　而外界普遍认为，陈德铭和王珉的升迁是苏州模式的成功所致。2004年上半年统计显示，苏州GDP增长18%，达到1630亿元人民币，位列全国大中城市GDP总量第4名，这意味着苏州已成为中国第四大经济城市。而在2003年末，苏州人均GDP高达4.77万元，相当于美元5746美元，高出一直领先的上海(人均5643美元)，成为全国各大中城市的人均GDP状元。

　　所谓“外向型”苏州模式的成功，也就是招商引资的成功。苏州的两任市委书记都是学者出身，陈德铭是管理学博士，英文极佳，可与外商直接洽谈；王珉在担任江苏省省长助理之前，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副校长，机械制造专家。

　　另一位引人注目的升迁者是青海省的女代省长宋秀岩。她很年轻，与49岁的李克强同龄，28岁时就开始担任青海团省委书记。

　　福建省委书记卢展工，由于原福建省委书记宋德福因病暂离工作岗位，从前年5月开始就同时主持省委、省政府的工作，去年2月，以省长身份出任福建省委代书记，12月正式担任省委书记。福建一位新闻界人士对本刊说，卢代替宋德福主政后提出的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构想，获得了中央一些领导的肯定。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曾两次前往福建调研，并向中央提交了内容颇为嘉许的报告。

　　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深化，不仅国家领导人层面，地方领导层面的交接班也越来越规范和制度化。其中，正省部级领导干部65岁退休的惯例，一直得到了良好的执行。

　　社会管理型官员增加

　　这次人事变动中离任的4名高官，除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专业是体育以外，其他3人——原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原吉林省长洪虎和原国家地震局局长宋瑞祥(曾任青海省省长)均为理工科出身。

　　履新的14人中，5人出身理工，分别是福建省省委书记卢展工、安徽省省委书记郭金龙、吉林省代省长王岷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及新任国家地震局局长陈建民，相比而言，文科背景的新任官员比例近7成。

　　这与一段时间以来，理工学科背景的官员比重较大相比，似有不同。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刘启云表示，工程师——经济学者——法学学者(后两者可被统称为社会管理型学者)的代际变化，隐含着治国方略的调整。

　　刘启云认为，在计划经济年代，为适应“直接”管理经济的需要，社会管理型学者相对被边缘化；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适应“间接”管理经济的需要，社会管理型学者可以更多运用法律和政策的杠杆进行调控。

　　中国一年前已实现人均GDP1000美元，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由社会管理型学者进行社会事务管理，无疑在整体上可增加社会的平衡和稳定因素，因为协调与组织能力，正是他们的所长。

　　此外，省部级高官人事变动中的18人，除陈德铭和王珉外，普遍来自次发达省份和中西部省份。这让人联想起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当初也曾“上山下乡”。

　　刘启云认为，有过这种经历的干部，普遍具备“亲民”的作风。北京大学校友会秘书长高超(北大1973届校友，原北京电子管厂工人)回忆说，他们当初与工人师傅根本不分你我，这也许就不难理解不少高官在赴任后首先采取慰问下岗职工等亲民举动。除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的因素外，他们自身的感情取向亦可能包含其中。作者杨中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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