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高润霖(中国工程院院士，复外心血管病医院院长，复外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

　　杨跃进(复外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副主任，院长助理，主任医师)

　　钱杰(复外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医生)

　　武玉兰(复外心血管病医院心内科总护士长)

　　主持：原杰

　　责编：高岩

　　主持人原杰：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系列广播谈话《与院士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原杰，今天请到了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复外心血管病医院的院长，复外心血管研究所所长，我们国家著名的心血管病专家高润林院士到我们《午间一小时》做客，欢迎您高院长。

　　高：谢谢。

　　原：同时和我们一起聊天的还有来自复外医院的杨跃进，杨先生您是不是自己做一个自我介绍啊？

　　杨：我叫杨跃进，是复外医院心内科副主任，主任医师，一直跟随高院长工作，学习，现在是他的手下。

　　原：似乎更近一点，是院长助理。跟我对面的还有一位更年轻的医生，来，自我介绍一下。

　　钱：我叫钱杰，以前是高院长的博士研究生，现在毕业了，在心内科工作，做主治大夫。

　　原：在钱杰的边上还有一位女士，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武：我叫武玉兰，是内科总护士长，最近兼内科总支书记，跟院长一起工作好多年。

　　原：我想由于你们三位的到来，恐怕听众朋友对高院长，高院士就有更多的了解。

　　音板：高润霖，1941年出生，河北唐山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1981年获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硕士学位，1985年至1986年在美国罗马林达大学医学院进修冠心病介入治疗，学成后将这种治疗方法带回国内，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国内冠心病介入性治疗取得了蓬勃的发展。1996年担任阜外心血管病医院院长，1999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01年当选亚太地区介入性心脏病学会主席、中华医学会介入学组组长。

　　原：首先我的问题是想问高院长，您是我们国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又是心血管病专家，在这个领域中，根据我们看到的一些材料，您在介入性治疗方面有很突出的贡献，您能不能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向我们这些外行介绍一下介入治疗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算是一种手术吗？

　　高：精确的说不是手术，因为我们现在医学上开刀才叫手术，血管上的是一种操作。

　　原：所以这种介入治疗一般都放到内科做而不是外科。

　　高：对，它属于心内科，内科治疗的范畴。

　　原：作这期节目之前，昨天我们到你们医院看了一下，一个钢丝要穿进血管有点慎得慌，心脏扑通扑通，一边动一边看着往里走，看着挺吓人。

　　高：介入治疗现在种类很多，冠心病的介入性治疗最基本的介入治疗就是球囊扩张和支架的植入，它的操作就是我们从大腿根的裂缝穿刺血管，送进一个引导导管，在X光透视下把引导导管送到冠状动脉的口，然后我们进行造影，明确状冠动脉的解剖，然后沿着引导导管送一根很细的引导钢丝，大概像头发丝儿一样的引导钢丝，它具有一定的柔韧性，具有可控制性，在透视底下要把这个钢丝送到你要操作的血管，跨过这个狭窄的病变，然后我们沿着这个引导钢丝，把球囊导管送进来，把病变剖开，然后把导管沿着钢丝撤走，再送进一个支架，把它撑起来，球囊就金蝉脱壳，支架就留在血管里。听起来操作并不是很复杂，但是我们怎么来选择合适的病人，放什么样的支架，放多大的支架，用多大的压力，这个都要经过比较周密的考虑。

　　原：刚才在说的时候我看杨跃进教授直乐我，是不是我说得比较外行？

　　杨：院长刚才讲的主要是冠心病的介入治疗，但院长接着说了，介入治疗有很多方面，心脏里面的东西可以通过介入方法治疗得很多，比如心脏瓣膜窄了可以扩开，哪个地方梗阻了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把它扩开，当然院长刚才说的主要是冠心病介入治疗，冠心病主要是冠状动脉供应心脏血管堵了，这种堵要么你吃药，但是吃药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能缓解症状，开刀更直接，就是搭桥，介入就是我们在外面操作，但能解决里面的东西，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怎么介入法呢？就是通过大腿根或者手腕子上穿一个血管，从外面就介入进去了，整个是在屏幕上操作。

　　原：都说高院长是这方面的专家，老百姓讲就是大拿，您是不是医院里遇到难做的手术的时候都让高院长做？

　　杨：是的，我可以举一些例子，说院长是大拿也好，专家也好，是名符其实的，一个就是中国的冠心病介入的开展离不开院长的技术，从国外带回来，然后在国内普及。

　　原：这是哪年的事？

　　杨：1986年，因为他在国内的介入治疗中给老百姓带来很多很多的益处。

　　原：现在这种介入技术在国内开展十几年了，您能不能客观的说现在咱们国家在介入性治疗方面在国际上是什么水平？

　　高：应该说在冠心病介入治疗这个领域国外能开展的我们都能开展，但是例数我们还远远不能满足病人的需要，比如我们学会的统计，2001年我们全国冠心病介入性治疗只有16000例，而美国在同期做了50万例，我们工作还远远不能满足病人的需要，但是我们能做的工作，基本人家能做的我们都能做。

　　原：量上比不过人家，质上呢？

　　高：质上应该说不错的，比如我们复外医院去年做了1390多例，没有死亡，严重并发症的发生率都比国外低，到目前我们复外医院冠心病介入治疗做了3000多例，只有两例死亡，死亡率也明显低于国外，一般国外介入性治疗死亡率大概在0.5%--0.7%左右，我们的死亡率只有0.05%。

　　音板：作为院长，高润霖接手的常常是最难的病倒，但是自1987年以来，经高润霖院士亲自完成的经皮冠状动脉内成形术800多例，成功率达95%，无一例死亡。经他亲自完成的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术320多例，植入成功率达99、7%，无急性、亚急性血栓形成等严重并发症，是国内治疗效果最好的大组病倒。高润霖的成功之处究竟在哪里，欢迎您继续收听系列广播谈话《与院士面对面》第七集《生命的价值》。

　　原：80年代中期把这种技术引进到国内，您做第一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高：1986年。

　　原：那时候您有压力吗？

　　高：有压力，很有压力，因为那时候技术本来不成熟，而且刚到我们国内做的时候风险是比较大的。

　　原：您刚才也说了，这二位也是您的学生，但是您在给他们传授知识的时候很少能传授您当时有多大压力，您能不能当着他们的面说一说您做第一例的时候压力到底压力到什么程度？

　　高：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紧张，病人一胸疼我自己的心跳就会加快，比病人还快。

　　原：胸疼是正常反应吗？

　　高：对，因为你球囊扩张的时候病人往往有胸疼反应，另外出现血压的改变，心律的改变自己的心都要跳，就担心病人发生问题，现在我们做得越来越多了，我从86年做，一年做几十例，后来一年一百多例，二百多例，三百多例，到现在为止我们能做到1390多例，基本进入世界大的医疗中心的行列，目前国外做得最多的医院大概一年做2000、3000例，能够做到一千以上的医院国际上没有太多。

　　原：我听您的说法有点像飞行员，飞了多少个小时以后就成了老飞行员了。

　　高：对，你要做够四百例以上和做四百例以下并发症，死亡率都不一样，我们把它叫做学习曲线，就是技术积累要有一定过程，有一定技术，正像一个医生，你要做到临床医生需要经验积累，操作技术本身都是经验积累的过程。

　　杨：复外医院做了那么多手术，一年中无论从质量和数量都是亚洲排前十名，在国际上也是很知名的，包括我们这样的人做的技术。

　　原：要做这样的手术医生需要什么样的素质，性格上？

　　高：过去内科医生的性格往往不像外科医生那么果断，但是介入治疗是介于内科和外科之间的边缘学科，所以现在做介入治疗的医生有比较好的素质，因为当病人发生变化的时候，那时候心理素质好就能很积极的应变，采取果断的措施使病人转危为安，如果病人心理素质不好，那时候心慌意乱，手脚发软，头昏眼花，就肯定不行，另外介入治疗是团队的，像我们团队，杨跃进教授，陈杰林教授，乔治斌教授等等，不是一个人能够做这么多的，一定要几个，另外要有护士，技师，工程师的配合。

　　原：听说有些关键手术您还要亲自坐阵。

　　高：有时候互相商量一样，像杨跃进教授，陈杰林教授他们都做得非常好，现在他们都做得很好，他们做的例数比我还多。

　　原：这里确实有一种熟能生巧的问题。

　　高：对，介入技术本身有一个操作技术，当然它不是导管匠，导管匠不行，它既要有技术，又要有理性的思考，比如你怎么选择病人，杨教授讲，我们冠心病是由于冠状动脉狭窄，它能供应的心肌就发生缺血，我们解决心肌缺血，可以药物治疗，也可以开刀，开刀是把病变过去搭根桥，所以我们俗称搭桥手术，我介入治疗是直接把病变扩开，但是有些病人的病变就适合介入治疗，有的病变就更适合手术治疗，那么适合手术治疗的病人我们要及时推荐给外科医生做手术，而不能冒险做介入治疗，适合介入性治疗的病人他风险的程度就不一样，有的属于高危险，有的属于中危险，有的属于低危险。

　　原：这里有一个判断问题。

　　高：对，根据你自己的技术能力，你医院的条件，选择合适的病例，这样提高成功率，降低并发症的发生，所以理性的思考也是非常重要的。

　　杨：你选择风险的承担，我们都有原则，如果对病人有很大的风险我们就不做，风险加到病人头上就是一个人命，冠心病介入在冠状动脉，相当在太岁头上动土，不能随便动的，一旦动坏了马上就在台上撂下了，这种事在过去的大夫或者基层医院里都有。

　　原：我看你们监视器上，那个铁玩艺儿在里面穿行的时候我想如果把血管捅破了怎么办。

　　杨：有的，这就看你了。

　　高：这种并发症在百分之零点几。

　　原：跟他动脉的质量有关还是操作有关？

　　高：跟病变和操作都有关系。

　　杨：院长非常有名的就是高超技艺和低并发症。

　　原：是不是做这种手术性格是急性的做不了？

　　高：急性的也能做，往往到台上他就不会太急。

　　原：那您是什么性格？

　　高：我不是急性的，是比较理性，比较稳定的性格，我不容易急躁，但是也不能容忍拖拖拉拉。

　　原：生活中也是这样吗，办什么事都非常理性，家庭的事也非常理性？

　　高：说实话，家里的事我都没有管，都是太太管，几乎没有时间。

　　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午间一小时》节目与《科学时报》共同制作的系列广播谈话《与院士面对面》第七集《生命的价值》。作为一个国内顶级的心血管病专家，高润霖在他的学生和下属心目中是怎样一种形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原：刚才谈到您的性格的时候我看大家好像都有话要说，是不是你们几位谈谈你们眼中的高院长？

　　钱：我96年考的研究生，有件事记得非常清楚，那会儿院长把我叫过去，说有两篇英文的稿子，急着要，你尽快把它翻译过来，当时我挺兴奋，挺高兴的，因为老师信任我，我赶紧回去翻译，第二天清早就交过去了，稿子很长，大概也有十几页，他一看稿子，说译得还不错，后来他把稿子给我了，说改完了，重新腾抄一下就可以邮出去了，我一看稿子脸马上红了，里面密密麻麻用铅笔字改的，虽然院长开始还夸了我两句，但是我心里特别愧疚，因为院长太忙了，但他连标点符号都改到了，给我一个非常强的信念，一定要非常严谨的作学问，作人，做事。

　　原：杨助理，杨主任？

　　杨：提到院长，我跟他接触比较多，84年读研究生，他也是我导师之一，一直在那儿工作，94年就在他手下当副主任，整个介入中心我们手下十个人都能独立操作，都是他培养出来的，都是他的学生，包括我和老陈，陈主任。大家愿意在他这儿干，而且在院长手下，从学术角度凝聚力非常强，大家知道知识分子有一个弱点就是互相打，互相拆台，但是我们在院长的旗帜下，或者说院长的凝聚力下面就不存在这种问题。

　　原：而且我听说高院长不光是在介入治疗方面有成就，在整个心血管方面，药物治疗方面都是很有造诣的。

　　杨：对心血管病的理解非常深。

　　原：我想问问护士长，您最早认识高院长是什么时候？

　　武：我来医院比较早了，72，73年就来医院了，78年高院长读研究生。

　　高：我管你叫老师了，78年我还是学生。

　　武：刚来的时候觉得这个大夫对人特别客气，他那时候读研究生就是这样，而且他作功课特别认真，都是自己去看，后来高院长作病房主治大夫，那时候我作护士长，那时候我就跟高院长配合，抢救病人，我觉得这个院长一个认真负责，抢救病人不管到几点，不管吃得上吃不上饭，只要有情况，院长立刻到场，没什么说的，我们都特别敬佩院长这一点，而且抢救病人在那段时间只要有院长在，我们心里都特别踏实。

　　原：那您什么时候不让高院长叫您老师的？

　　武：慢慢院长就当了教授，当了主任。

　　高：现在也可以叫老师。

　　武：院长为人特别谦和，不管以前也好，现在也好，高院长对人，不管是老的，年轻人，不管谁有什么事他都特别客气。

　　原：听完你们介绍，我有两个问题想问高院长，第一个问题，他们三都说您好，这都是您的学生，您的部下，还有您的老师，您就没缺点啊？

　　高：我缺点很多。

　　原：您自己对自己怎么看？

　　高：最大的缺点应该说还是闯劲儿不够。

　　原：您闯劲儿不够已经在心血管界成为非常有名望的专家了，如果您闯劲儿再大一点--

　　高：但我觉得跟好多年轻的科学家比我的闯劲儿还是不够，我现在很自愧，一些很年轻的科学家做出很出色的成就，他们也很值得我学习。

　　音板：为了抢救患者，高润霖常常半夜赶到医院，穿着防辐射用的笨重的铅衣通宵达旦地工作在导管室，有时候一天只吃一顿饭。这个曾经在基层医院工作过十三年的专家和普通百姓之间有着无法割舍的在情感，在他的心里，患者的生命高于一切。您正在收听的是系列广播谈话《与院士面对面》，本期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高润霖。

　　原：护士长谈的这些也就是七几年的事，二十，三十年的事，您今年61岁，再往前，还有30多年呢，您那30多年是怎么过的？

　　高：我1959年考到了北京医科大家，当时叫北京医学院。

　　原：那是您真正的志愿吗？

　　高：是的，是我的第一志愿，很想学医，当时北京医学院是最好的学校之一了，我在北医接受了很好的学习，因为我正好是1959年大跃进以后恢复正常秩序，强调三纪三严，我觉得我在北医受到的训练非常严格。1965年毕业，我觉得这六年的大学教育接受的是非常正规的训练，为我以后的工作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到了1965年正好毛主席产六六指示发表了，支援农村，我就分到了陕西宝鸡，宝鸡一个市里的中心医院，做了13年，虽然那个医院不大，但是重症病人特别多，我到七几年进修心内科以后我主要做心内科，但在那之前，普通内科各个科室我都去转了，各个亚血科我都转了，重症病人特别多，所以那时候积累了我内科一般学术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对以后搞心血管工作也奠定了基础，到了1978年我们国家首次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以后，当时我38岁，考研究生，我的导师是我们国家著名的心血管病专家陶书其教授，前年他已经很不幸去世了，另外还有陈戴佳教授，我觉得我从这两位教授那里不但学到了渊博的知识，掌握了科研的方法，研究的思路，另外我觉得我跟他们高尚的医德医风受益很大，从我的老师那儿，我觉得应该继承老一辈专家的医德医风。

　　原：从那时候才把您心血管方面的研究才定向下来是吗？

　　高：严格的说是从研究生开始才真正的定向了心血管的研究，1978年只是做一些很浅的临床方面的研究。

　　原：一般一个大学生恐怕在自己学成以后都希望能够分到一个医疗条件和研究环境非常好的医院，把您分到宝鸡，您没闹情绪？

　　高：说真的，那时候真没有，跟现在年轻人的概念不一样，真是服从分配，说分我到陕西就到陕西卫生厅报到，说分到宝鸡就是宝鸡，当时我分到宝鸡的医院是陕西省卫生厅直属的，还算比较好的，我有些同学就直接分到陕北很偏僻的地方，还有公社卫生院，他们都很愉快的服从分配，在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确确实实是真正的服从祖国的分配，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真的不是假话，我在宝鸡干了13年。

　　原：实际在基层干的这些年，从锻炼来讲，尤其是医德医风上还是有好处，能见到更多的贫困的事？

　　高：在农村确实很苦，特别是我印象很深的，刚毕业以后，65年以后我分到宝鸡，但我那医院是省卫生厅直属单位，省卫生厅就组织了一个延安卫生工作队，我们到延安巡回医疗，那的的确确对自己教育特别大，在大城市，对农村，对老区真是不了解，到陕北一看，的的确确非常艰苦，当时我们连洗脸的水都没有，下到农村去以后卫生条件很差。

　　原：医生就不讲卫生了？对自己就不讲卫生了？

　　高：我们下乡巡回医疗身上要长虱子，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灭虱子，当时克山病在延安发病很多，我们当时作为新的大学生抢救了很多急性克山病人，那时候我觉得一个是思想上真正受到了锻炼，比如夜里出诊，有时候要走十几里路，拿一个手电，一个吓唬狼的麻杆儿，怕有狼，我们两个人就可以出诊走十几里路，为了农民，但我们确实也感受到老区农民的朴实，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在我们医疗队要撤走以前，我的老病人，他是急性克山病，非常重，吐黄水，休克，大量维生素C抢救成功以后，他知道我们要走了，叫他儿子牵扯个小毛驴说请高医生到他们家去，我父亲又犯病了，一定赶快去，当时我们骑着小毛驴就去了，他母亲非常好，坐在炕头上，摆了一桌子饭，当时马上就要过年了，陕北过年杀一回猪，猪肉，猪肝，猪肚，猪下水，还有小米饭，弄了一桌非让你吃，非常朴实。

　　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系列广播谈话《与院士面对面》。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医生，作为全国最大的心血管病专科医院的院长，高润霖对目前医患关系的状况有怎样的看法，又有怎样的解决思路，欢迎您继续收听。

　　原：那时候恐怕也没有什么医患纠纷了。

　　高：那时候我觉得病人和医生的关系还是很融洽，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医患纠纷有点紧张，我想这样紧张的关系对医生对病人都不利，最终是对病人不利，因为医患关系紧张医生的压力就太大了，医疗工作是带有风险性的工作，另外我们医学对疾病的认识有一定限度，医生尽到他自己的责任去做了，但未必能治好，那病人应该谅解，一旦出现了点并发症就跟医生闹，到医院去要赔偿，或者打医生，医生怎么能工作呢？医生只能采取最保守的治疗，事实对病人不好，但现在我们医院还是尽最大的努力去做，我们医院的地位对病人也相对好一点，大家觉得这是唯一的一所心血管病专科医院，好像对我们的信任度还是比较高。

　　原：但是不管怎么说，现在医患纠纷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所以你要做一个院长，怎么来教育或者约束自己的同行，或者您手下的大夫们，既不要有过多的心理负担，又减少这种医患纠纷的招数没有？

　　高：这的的确确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尽量改善自己的服务，因为有时候纠纷是由服务不好引起的，所以我们尽量改善服务，另外我们尽可能提高我们的质量，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完善我们的规章制度，你要做什么手术，各种手续要很齐备，要跟病人和家属讲清楚，这个手术可能带来的好处和病人要承担的风险，都要讲得很清楚。

　　原：听您说了这些以后我想到我从资料上看到对您的介绍，您是工程院的院士，复外心血管病医院的院长，您还有很多其它社会上的兼职，精力分配怎么分配？

　　高：应该说现在我每个礼拜大概有两天时间做业务工作。

　　原：您指的业务工作是？

　　高：这两天比如我有一天可以专心的做介入，只要外面没有特殊的会在院里我不安排工作，这一天做介入，另外有半天查房，有半天看看门诊。

　　原：查房有这么重要吗？

　　高：就是我们内科的一些疑难病人大的查房，这两天时间能保证，其它时间基本就是一些事务性的工作，院里面的工作和外面各种各样的会议，我自己写论文写点文章都是下班以后做，所以我一般都是12点以后睡觉，等于我的正事是业余干。

　　原：您把自己的研究方向的事情都要放到下班以后。

　　高：全是下班以后，甚至有时候我看病人都要下班以后看。

　　原：那家里真是没时间照顾。

　　高：确实没有时间照顾。

　　原：您爱人就一点怨言没有？

　　高：我爱人非常支持我。

　　原：您年轻的时候事业上恐怕特别执著。

　　高：应该说我对我爱人欠了很多，你想我考研究生以后就两地分居，以后就出国，以后经常出去开会，再以后很晚才回来，很早就走，所以家里面的工作，对家务事都没有时间干。

　　原：在我看来这是您最大的缺点。

　　武：不是一个好丈夫，不是一个好父亲。

　　原：院士也是人啊，我觉得无论如何您也应该抽出点时间来关爱自己的家庭，不做饭吧？

　　高：不做，但是有时候星期天我还是做一做，我还会炒菜，就是没时间炒。

　　科学探索永无止境，为了解决冠心病介入治疗中的难点问题，高润霖又走到了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但是作为一个心系普通患者医生，高润霖关心的却不只是技术本身，请您继续收听系列广播谈话《与院士面对面》第七集《生命的价值》。

　　原：美国一年做介入性治疗有50多万例，我国去年才--

　　高：一万六千多例，前年才一万二千多例。

　　原：但我们知道心血管病是发病非常高，而咱们国家又是人口大国，而且我们在做一些农村节目的时候，发现农村心血管病也是非常严重，可见人群是相当相当大的，作为这方面的专家，院士，我们跟美国有这么大的差距，在这些方面您怎么考虑？

　　高：我想介入治疗这是两方面，一个是我们的介入队伍需要稳步发展，另外是器械，现在进口的器材太贵，很多病人治不起。

　　原：要置办这么一套设备要多少钱？

　　高：什么都用一个东西大概要六万多块钱，如果病变多，用三个支架，四个支架，五个支架要十多万了，很多病人不能承受，我想我们一个是从医生的角度，我们的专业队伍在不断扩大，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另外器材的国产化是我们发展势在必行的工作，现在国家科委在抓，估计这一两年我们国家有比较好的国产器材上市，现在已经有了，但是数量还不够。

　　原：到时候就能满足更多患者的需求了，估计做一例下来大概要多少钱？

　　高：估计器材国产化，而且比较好，这样国外进口产品的价格也会降下来，估计三四万人民币就差不多。

　　原：要我说还是贵，咱们国家从老百姓的收入水平和医疗费用来讲还是差距太大。

　　高：所以现在介入治疗还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价格问题，比如我刚才讲的先天心脏病，心房间隔或者心室间隔有个缺损或者动脉导管未闭，它有交通，在这种情况下，手术可以治疗，介入治疗也可以，介入治疗放入一个东西可以把它补上，这个病很简单，但是它的价钱就很贵，要三万多块钱，做一个手术可能几千块钱，所以经常有一个小的动脉导管未闭可以做介入治疗，但是病人没有钱，只好开刀，所以介入治疗要降低价格使更多的病人能够接受。

　　原：但我总觉得这个技术恐怕没有特别完善的，比如这个介入治疗，是不是也有难点？

　　高：对，介入治疗主要的问题是它的即时效果很好，但是三到六个月以后发生再狭窄，再狭窄是我们整个心脏介入心脏病治疗的焦点。

　　原：这应该算一个世界性难题了。

　　高：但是最近有一个非常好的苗头，就是药物涂层的支架，把支架带上药，这个药来抑制平滑肌细胞的增生，来减少再狭窄，从国外的经验来看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们医院现在也做了二十例病人，目前来看效果确实非常好，也可能是我们介入性心脏病治疗一个突破性的进展，我们现在还有一个研究方向就是药物涂层支架看样子可以解决相当多病人再狭窄的问题，但是它还不能通过一个药或者几个药把问题解决，所以我们现在在研究基因涂层的支架，就是把涂层上带上基因，用基因来预防再狭窄。

　　原：叫基因支架？

　　高：基因涂层支架。但我们从实验上看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原：现在还处在实验的阶段是吧？

　　高：对。

　　原：现在是您主抓这项研究是吗？

　　高：是。

　　原：那我们祝愿您的研究能早日取得突破，为更多的人留住生命，让更多的人有更高的生存质量，非常感谢高院士，也非常感谢来我们现场的三位医生，一位是杨主任，还有小钱，还有武护士长，在节目的最后，本期节目的主任人原杰代表责任编辑高岩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见！

　　众：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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