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40年代，党中央曾向全党推荐了郭沫若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文章指出，正是由于明末的政治腐败，造成了众多官吏的离心离德，从而加剧了封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以及统治集团内部之间的矛盾，使明王朝在剧烈的政治动荡之中更加衰败不堪。同时，统治集团的基本力量——封建官僚阶层的背叛，也加速了明帝国的瓦解与崩溃。文中通过宋献策与李岩一段精彩的对话，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封建统治集团中坚的官僚阶层，身居高位，执握重权，尽享国家俸禄，仍旧恣意妄为，明里暗里干着挖自己墙脚的勾当，自毁赖以生存的封建统治大厦？

　　文章写道：李自成攻破北京城后，一日，军师宋献策与制将军李岩散步到长安门外，偶然看见崇祯柩前有两个和尚正虔诚地诵经为先帝超度。此时，明朝旧臣却锦衣跨马，扬长而去，没有丝毫表示。李岩不禁非常奇怪，便问宋献策：为何曾享受皇恩的官员反而不如身居古刹的和尚对明朝皇帝效忠？况且，这些官员是由乡试而会试，从会试至廷试，层层选拔上来，皆可称得上是政治精英，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却不多见？宋献策回答：明朝国政失误就在于这种科举制度。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但都认为功名是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一旦国家有难，皆各思自保。

　　宋献策的这番见解，可谓一针见血！正因为头上的乌纱帽是自家“挣”来的，自然要搞成本核算，必须要收回投资。光享受“高爵厚禄”哪能够本，仍须徇私舞弊，贪赃枉法。既然如此，官吏效忠之心皆泯，一味贪痴，焉有忠烈？

　　其实，崇祯皇帝对他手下这批干部也心知肚明。他曾说道：“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既然当官都成了做买卖，也就别指望这批官吏为朝廷真心实意地办事。而这些打着朝廷的旗号占据高位，尽食俸禄的官吏，所干的也多是假公济私，“朝廷下旨，催钱要粮”，他们便“悖旨横征”，“乘机自润”；皇上仅是“才议缮修”，这些人就“阿堵违心”，“敲仆任意”。

　　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对此也有过精辟分析：明朝后期，“大臣们已看透中枢无复具有领导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极敷衍的态度来应付局面。此类态度类似疫气，很快在文官中流传，使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者更加有机可乘。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那么，能否以利益换取官吏的效忠？从历史上看，答案是否定的。杜绝官场腐败，提倡奉公守法，廉政为民，自古以来就是吏治的一大难题。从北魏时期“以酬廉吏”的尝试，到宋代“给赐过优”的待遇；从明朝“量增官俸”的措施，到清朝“养廉银”的制度，历朝历代想通过“高薪养廉”来达到“贪风自息”，或通过“待遇从优”来换取效忠，却都只是最高统治者的一厢情愿。

　　现实中有些情况也是如此。就拿最近新华社报道的三名浙江省局级贪官来说，虽说他们的年收入让普通百姓咋舌不已，高达20万至30万元，但他们照样贪污受贿。或许，原省新闻出版局局长罗鉴宇的自供最能代表这些贪官的心态：“我其实并不缺钱，有时口袋里放几千块钱，过半年一年，也花不了一分钱。尽管如此，每次见到钱，我心里还是很高兴。每次拿到别人送的钱，就会有一种愉悦感。”

　　从“远华案”中发现，不少腐败分子在东窗事发之前，便早早地化名办理了护照，并将妻子儿女悄悄地送到国外；近日，国家反贪局也公布“贪官携款外逃的数字不断攀升”。从中不难看出问题的症结，在共产党内部确有一部分人，早已把对财富的贪欲过渡为对信仰的背叛。尽管他们信誓旦旦“志壮坚信马列”，但他们内心考虑的却是“红旗到底能打多久”；尽管他们在群众面前也高喊“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但他们却早早为自己准备了后路，他们自己都不相信党的力量。这些人不过是“党的同路人”(列宁语)，他们加入党组织，无非是看中了党的执政地位，可以获取政治资本，以权谋私。入党对他们而言，只是一种投资与投机。因此，他们信奉的就是“有权不使，过期作废”，只要其位置具有含金量，绝对与贪污受贿结缘。

　　其实，他们也明白，如果党内被他们这样的贪官充斥，党与国家迟早会丧失前途，但他们心中所盘算的是，只要掌权一天，就可继续赖在党内作威作福；万一垮台，也可以凭借当官时巧取豪夺的巨额资产，摇身一变，成为老板、寓公，继续成为“人上之人”，接着享受。

　　笔者屡见贪官的坦白自悔，但却鲜有人从信仰的背叛上找出自己堕落的原因。而从明王朝覆灭与贪官“高薪受贿”的案件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信仰的丧失，乃是走向腐败的温床。赵刚(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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