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侦探”在中国是一种不合法的存在。该行业首次全国会议的召开，让这个带着神秘色彩的行业暴露在阳光下，同时也把许多棘手的问题摆上了台面

　　本刊记者/孙亚菲

　　平常的西服，平常的领带，平常的公文包，没有丝毫惹人注目的地方。他们行色匆匆，走进高悬着“2002年中国商务信息调查行业研讨会”大红横幅的酒店里。

　　若不是20余家来自全国各地媒体记者的“围追堵截”，谁也不会留心到，这些看来与普通商人无二的人士，竟是传闻中那些身怀“绝技”、神秘莫测的“私人侦探”。

　　然而，对媒体的热情，“侦探”们似乎并不配合。他们在会务组报到之后，就直奔各自的房间，显得低调甚至神秘。

　　12月6日，重庆。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中国私人侦探峰会”，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拉开了帷幕。

　　犹抱琵琶

　　“他们更像是在作秀。不过，这是一场有意义的秀，让一直处于半公开、半地下状态的私人侦探浮出水面，是政府和社会该正视的时候了。”来自上海的参会代表何建平说。

　　与大多数参会代表一样，何建平的公司也挂着“商务咨询事务所”的名头。他的事务所成立于两年前，在注册登记时确定了三个经营范围：会务代理、商务咨询服务和企业形象策划。这样的界定，看起来完全像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商业咨询公司，但何说：“与其他自称从事‘调查’、‘侦探’业务的公司相比，我们的业务范围差不多。”

　　五六个曾经长期在公检法系统工作、谙熟国家法律和若干侦查手段的专业人士，组成挂着“商务咨询”牌子的公司，专事商务以及民事调查业务——何建平所在事务所的模式，几乎是同行业的一个模板。

　　“但我们的主要业务是商业咨询，民事方面的业务太小儿科，很少接。所以，我们不是你们所说的私人侦探，那是国家明令禁止的。何建平的措辞显得小心翼翼。

　　让何建平和诸多业界同行如此谨慎的，是公安部1993年颁布的91号文件。其中明文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开办带有私人侦探性质的民间机构。此后，工商部门也以此为凭，不注册任何带有“侦查”、“侦探”字样的公司。

　　然而事实上，注册在“商务咨询”类牌子下的调查公司，大多数从事着类似“私人侦探”的业务。

　　敏感区域

　　与敢吃第一只螃蟹、雄心勃勃的吴畏不同，前来参加会议的“福尔摩斯”们，大多显得谨小慎微。

　　一位不愿意透露单位姓名的代表私下里坦率表示，“私人侦探”在中国本就属于法律禁区，现在又被媒体炒作成“私人侦探峰会”，这几乎等同于“非法聚会”，在此情况下，与会者自然要低调行事，免得给日后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徐学伟，上海《企业与法》杂志社的记者，同时也是一家商务咨询事务所的成员，具有双重身份的他掌握了不少会议动态。他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说，为减小这次会议可能带来的副作用，与会代表们在报到当晚紧急召开会议，商讨对外宣传口径问题，直到凌晨一两点。

　　果然，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几个上台发言的代表都提出，希望媒体在报道时，不要使用“私人侦探”这样的字眼，更别把这次商务咨询信息行业的一次内部会议，“炒作成所谓的‘私人侦探峰会’”，以保护这个稚嫩的行业。

　　徐学伟与几名参会代表，还传阅着一张题为“‘私人侦探’注册被拒、国家工商总局严令禁止”的报纸传真，内容大抵是上海两名法律界人士于“峰会”前到工商局申请注册“私人侦探社”遭到拒绝，国家工商总局一位负责人就此指出，那些打着“咨询公司”旗号而超范围经营的，按规定“应该严厉处罚”。

　　“看来，还远没有到解冻的时候。”代表们感慨说。

　　而在此之前的10月底，国家商标总局放开“侦探类”商标注册，重庆市邦德商务信息有限公司抢注“邦德”商标成功，这在一些人眼里，看作是“私人侦探”解禁的一个标志。

　　但邦德公司法律顾问陈婕却明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我国在进入WTO后，商标体系与国际惯例接轨，因而可以注册侦探类商标。但并不是说，只要注册成功，就可以开展相关业务，这还要与国家现行政策制度相一致。”陈婕介绍说，在英美法系国家，司法体制实行双轨制，也就是说，除司法部门对案件进行调查外，控辩双方律师还可以取证，这中间，允许私人侦探力量介入。而中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崇尚国家权威和国家暴力机器，司法体制实行单轨制，刑事调查只能由国家公安部门进行，“侦查权”属国家公共部门所有。

　　“公安部91号令一天没撤或没改，私人侦探就一天不合法。”陈婕肯定地表示。

　　不仅如此，上海灵达商务咨询事务所的程志文主任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仅国家明令禁止民间使用“侦探”进行工商注册，就是“调查”二字，由于与其近似，也显得非常敏感，工商部门一般不批准“调查公司”。“在全国的同行中，叫某某调查公司的少之又少。据我所知，上海还没有一家有这个名字。”

　　陈婕说，之所以国家不愿意放开私人侦探业，是因为涉及诸多法律和道德上的问题。“譬如隐私权、商业机密等等。这些概念在法律上目前本就没界定清楚，一旦私人侦查介入，有可能带来混乱。”

　　暴利乱行规

　　据邦德公司透露，参加此次“重庆会议”的同行，来自全国30多个省市自治区，计有60多人，参会单位40余个。而会议前，报名单位有一百多家，不少因不愿在新闻单位前抛头露面而临时取消。

　　“做我们这行，真难！”一位四川参会代表有些愤愤不平地表示，尽管社会对民间调查这一行需求很大，但从业者生存并不容易。一是政策上得不到支持，致使调查机构无法正大光明开展业务。二是行业从业者素质良莠不齐，缺乏行业自律，一些同行在开展工作时采用非法手段而遭到有关部门查处，结果给整个行业带来负面影响。

　　陈婕说，在过去法制不完善的时代，私力成为解决社会问题的主要方式。人类进入法制社会后，代表国家强制力的公力救济成为人类文明的象征。“我们不应当回到私力救济的野蛮时代，但在现代社会，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公力救济的有力补充，是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的有力途径之一。”但陈婕表示，这种私力救济以不滥用权限为前提，必须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

　　如何为不滥用？业内争议极大，其中典型的当数隐私权问题。

　　在重庆邦德公司提供给媒体的成功案例里，就多与第三者调查有涉。

　　隐私权在中国司法实践上受到法律保护。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其中规定，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隐私材料或口头宣扬的，视为侵害他人名誉。“隐私权”第一次以“名誉权”的名义得到法律认可。

　　但是，不少支持民间调查的法学界人士却认为，法律保护的是正当的隐私权，而那些侵害他人利益和权益的隐私权，法律不应该予以保护。

　　“譬如第三者和包二奶的问题，目前是一种较突出的社会现象。新《婚姻法》规定，夫妻间有互相忠实的义务，那么，配偶一方若不忠实，就是违反了法定义务。这时，若保护不忠一方的隐私权，也就是侵犯了另一方的知情权。”陈婕表示，在这种情况下，配偶一方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就有权自行或授权他人对不忠实一方进行调查。

　　那么，这种调查的限度在哪？许多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法律并没有相关规定，全靠从业者自行掌握。一些调查事务所表示，对此种委托，他们会提供跟踪配偶行踪，拍摄配偶与第三者在公共场合的照片，查明第三者基本社会情况等内容的服务，“这样既合法，也足以帮助弱势一方在法律诉讼上取得有利支持”。还有极少的调查事务所私下表示，若有需要，也可提供窃听录音、偷摄“床上镜头”等业务，但条件是委托方“不能向第三方告知证据来源”。据悉，此种“业务”的起价在3万元以上，视操作难度再“上调服务价格”。

　　北京立佳商务咨询事务所负责人朱远良说，巨额暴利让不少从业者甚至敢冒触犯法律的风险，造成一定社会混乱，不仅使政府部门难以下决心打开“政策口子”，同时也使社会对这个行业误解更深，严重抑制了行业的发展。

　　“正如大禹治水，堵不是办法，只有疏导，才是解决之道。”朱远良说，“事实上，这个行业能够存在，自然有它存在的理由。面对目前业内复杂的状况，政府部门要做的不是逃避和压制，而是如何有效管理、引导和规范的问题。”

　　吴畏在召开新闻发布会时也表示，重庆会议的目的，就是希望在引起政府有关部门注意的同时，能与同行就当前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行广泛探讨，制订行业自律准则，推动民间调查业良性前进。

　　12月8日，会议最后一天，与会的40余家单位代表共同通过了《前进中的中国调查行业》文书。邦德公司的梁丹介绍说，这是一个“带有纲领性质的文字说明”，规定了行业的性质以及一些自律原则。

　　“作为这次会议的重要成果，我们准备将其提交给有关部门作为参照。同时，这也将成为我们行业从业者的行动指南。”梁说。

　　百亿市场？

　　“一般来说，法律总是滞后于现实存在的，不会在没产生某项事物前便有相关法律，而一定是在新生事物产生、发展乃至成熟后，相关法律法规才会制定出台。”上海灵达商务咨询事务所主任程志文说，中国民间调查业兴起不过十余年光景，还处在“幼年期”，想一步到位还很困难，当务之急，是“国家立法承认该行业的合法性”。

　　“唯有实体合法了，程序才能真正规范，否则一切都是空话。”他说。

　　比起法国人维多克1834年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私人侦探咨询机构，中国的步伐晚了一个半世纪。

　　国内第一家具有“私人侦探”性质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成立于1992年，但很快遭到工商部门查禁而夭折。然而，强大的社会需求就此被点燃。尽管1993年公安部下发了第91号文，仍没能阻止民间调查机构日后以各种形式和名义在全国遍地“开花”。一位来自广东的代表说，带有民间调查机构性质的“商务咨询公司”在大城市发展十分红火，仅北京、上海两地，就超过300家。

　　“公力救济总有设计不周全、力所不及之处。另外，一些民事、刑事自诉案件，也需要私力救济来补充。”陈婕的观点是：强大的社会需求为“私人侦探业”的存在提供了合理依据，而法律依据，则来自分清“侦查权”和“调查权”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混为一谈。这也正是在‘私人侦探’是否合法问题上争议最大的部分。”

　　对于这两种权力，法学专家的解释是：“侦查权”是国家赋予执法机关带有强制性的一项权力，包括调查、调取、传唤、留置、拘留、逮捕、查封、冻结、搜查、扣押等一系列侦查行为，含有不可抗力之性质，由特定机关或部门行使，代表和体现国家意志。

　　而“调查权”是为了了解事实真相而开展查错、搜集、取证等活动的权利，不具强制力，每个公民都可以享有。

　　陈婕打了一个有意思的比方：不是每个人都是福尔摩斯。“进行调查需要相当的专业知识、方法和技巧，这就给了具有专业技能的民间调查机构以生存发展的空间。”

　　代表们大多认同这样的观点：中国民间调查业是一个新兴的、前景广阔的行业，存在庞大的市场需求。

　　数据显示，在像美国这样私人侦探业高度发达的国家，约有160万人从业，3倍于正规警察的数量。2000年，其全行业营业额超过1000亿美元。另据报道，新加坡这样的弹丸之地，有侦探事务所五六十家。英国也有3000多家私人侦探，从业人员逾一万人。

　　在会上，广东一位专事假冒伪劣产品调查的人士发言说，一些在华跨国公司每年的打假费用预算总计在80～100亿元之间，提供给同行广阔的经营空间。

　　“可是，我们又分得了其中多少羹呢？这需要我们以更大的热情，更高的专业素质，去开辟这块领地。”

　　法律上的坚冰也非一丝未破。

　　今年4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正式实施，私人通过合法渠道制作的录音、录像，终于可以作为证据被法庭采信。这不仅给“私人侦探”的工作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空间，而且也为其合法开展业务找到了恰当的法律解释。

　　而重庆会议能如期召开，无疑又在行业发展道路上迈出了一步。据透露，此次会议不仅有几家境外私家侦探机构参加，而且还有国家司法部、公安部的官员匿名列席，倾听来自业界的声音，“一是为了掌握行业动态，二是为将来制订有关政策措施做准备。”

　　“尽管‘私家侦探业’的隆冬还没结束，但我们相信，春天的脚步已经越来越近。”会上，不少中国的“福尔摩斯”都做了如是乐观的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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