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以宾

　　前些时候，有客人在北京颐和园听鹂馆西安分店一桌饭吃掉36.6万元，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此事引起西安市委市政府领导的重视，市委书记指示税务、物价等部门对该饭店和“天价御宴”的用餐情况进行调查。笔者以为，书记批示或许与媒体炒作形成的压力有关，但却略有不妥，这是因为：假如过去对“满汉全席”并没有最高限价，那么物价部门此去调查就没有充分理由。况且，物价部门发挥职能作用应体现在平时而不是孤立的一桌酒席。假如该饭店以前一直照章纳税，税务部门仅仅以一桌酒席前去查税、征税则无必要；反之，恰恰说明有关部门平时疏于管理。至于“埋单者”究竟系掏个人腰包还是公款消费，自有其单位财务制度和党纪监督、行政监察部门管着，责令调查一个外地食客的职业背景和“埋单”方式，既有越权之嫌，也不利于本地经济发展。

　　近些日子，36.6万元一桌“满汉全席”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最先是新闻报道；紧接着多位时评家质询、批判、谴责的文字充斥报端，有的批评性文字简直属胡说八道，例如某文中有这样的话：“假若享用这顿极品宴席的是普通公民，而且所有花费属个人开支，如此虽不能以贪污为其定罪，但如此浪费的恶行，起码也离犯罪没有多远了。”随后，要求该饭庄出钱捐款的团体、个人纷纷登门骚扰，甚至有骗子直接了当提出以20万元公关费为其“花钱消灾”。再后来，该饭庄老板终于不堪忍受来自某些方面的干扰和压力，宣布将离开西安另谋发展。这么大的动静，不可能不惊动当地党政领导，市委书记终于批示调查此事。再接下来的将会是什么呢？媒体“跟踪报道”的兴趣想必未减，时评家生发新的精妙文字的欲望或许更旺盛，其他各种节外生枝的事更无法预料。

　　按照“人咬狗”才是新闻的说法，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满汉全席事件，其实只能算“狗咬人”。现代商品经济社会当然也是一个消费社会，没有消费需求拉动，哪来的经济发展？正因如此，不知有多少专家、商家、政府官员整日在琢磨如何撬开消费者的钱包。消费是什么？消费是一种纯凭自我意愿而自由选择的个人行为，这种行为甚至可以被视为私事或隐私。假如某人到商场花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买一只高级手表或高档服饰，尚未离开柜台就被围得水泄不通：有人谴责其过于奢侈，有人质问其钱从何来，有人询问这么贵重的东西穿戴于身怎样保障安全，有人则要去调查此人的职业背景、纳税记录……您说这叫什么事儿？等于一帮子既目无法纪又闲得无聊的人在无端骚扰一个正常的消费者。可以说，一个人花36万买一件高档物品和12个人花36万吃一顿“满汉全席”，都是在法律、道德、消费自由、公民个人行为自由范围之内，二者在行为性质上几乎没有任何差别。

　　有人曾概括中国人与外国人之区别，其中一句甚为精彩，大意是：中国人只关注别人在干什么，却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外国人知道自己该干好什么，却不大关注别人在干什么。围绕满汉全席所表现出的某些国人的种种灰暗、晦涩的心态，正应验了上述概括。过于关注别人在干什么，动辄品头论足，其弊病和后果不仅仅在于“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更重要的是容易形成相互猜疑、遇事夸大其辞、热衷于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的局部人际环境和整体社会环境。正是这种人文环境和消费环境，使平均主义、“东方式嫉妒”等总有机会顽强地表现自己，给怀疑一切、无限上纲、打击一大片等令国人吃尽苦头的“文革遗风”提供了赖以继续存在的土壤。

　　有专家曾撰文指出目前我国企业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这家提供满汉全席服务的饭庄可视为典型个例。企业交易成本过高，直接、间接造成的后果是整体经济运行效率的低下。不仅是在企业之间，在更广泛的消费交易、人际交往中，同样也有一个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几乎人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相互信任、豁达宽容、明快轻松的交易环境和人文环境之中，但为数不少的人却每每在为这种理想的清澈环境添加着杂质和污染，这与党的十六大关于社会发展前景所表达的导向显然是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