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非典”成为经典

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5月01日01:29 外滩画报

　　●大灾难孕育了人类的伟大进步与新生，人类常常就是在历史的螺旋结构中前进

　　●只有希望才是这次“非典”风波能够进入历史成为经典的唯一凭借

　　胡坚／文

　　在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前期的十年战争(公元前431年至公元前421年)中，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改变了历史。

　　公元前430年夏，雅典城爆发严重瘟疫，城内1／4的人病死，执政者伯里克利也于次年死于此疫。斯巴达人拣了现成的便宜，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伟大民主制被颠覆。我实在不敢说出哪次“瘟疫”可以成为经典这样的话来，如此没心没肺的话必遭天谴。但是当一场严重的瘟疫进入，甚至是影响到了历史，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以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来对它进行审视。

　　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发生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从公元1300年前后一直到15世纪中后叶，整个欧洲被连续的灾难包围。这些灾难严重得难以想象，持续时间之长更让许多人绝望。公元1347年10月，数艘意大利商船驶进西西里码头，商船装载了丝绸、瓷器，也带回了鼠疫。当商船靠岸时，船上的许多水手染病，奄奄一息。短短几天内，城市和附近的乡村迅速受到波及。一些父亲遗弃病倒的孩子；律师拒绝上门为垂死的病人立遗嘱；照顾病人的修士和修女害怕受到感染，死者的遗体被遗弃在人去楼空的屋子里，没人为他们办葬礼。薄伽丘在《十日谈》里描绘了当时的惨景：那时，受感染的人中午时还和朋友一起吃午餐，可是到了晚餐时间，就已上了天堂。到了第二年的8月，鼠疫蔓延到英国。这种可怕的传染病被称为“黑死病”，因为患者身上出现黑斑。在接下来五年内，黑死病在欧洲夺走了2400万条人命，约等于欧洲当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黑死病的流行无疑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上帝的信仰，在中世纪，教会还可以依靠强大的社会力量维持其精神统治的权威性，信仰作为一种精神手段曾有效地维护了内心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在这场瘟疫的浩劫中，人们突然发现，那个作为救渡者的神原来是指望不上的，不管你对他的信仰多么虔诚，你是多么一丝不苟地按照他的戒律行事，他都没有力量把你从恐惧、绝望、死亡的深渊中拯救出来。

　　就在那短短的几十年之内，人们经历了从驯服到怀疑到否定甚至到憎恨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人本主义培育和建立的过程。在巨大的瘟疫中和瘟疫之后，人们的人生观产生极大的变化：一种节制的、修来世的、谦卑的人生观被一种逸乐无度的、活在此刻的、快乐自信的人生观所取代。

　　在薄伽丘的《十日谈》的开篇，瘟疫的恐惧就笼罩了读者，但即使在瘟疫和死亡的威胁之下，薄伽丘仍然让他笔下的人物保持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他们嘲笑不合时宜的教条礼法，嘲笑伪君子；他们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他们懂得如何享受人生，当然，他们更懂得像彼得拉克那样向心爱的人儿献殷勤。

　　在此后的莱辛、莫里哀、乔叟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我们都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十日谈》的痕迹——在死亡和恐惧的威胁下，人们反而更易于辨别和享受生活之美，永远活在此刻。海德格尔提出过一个概念“向死而生”，我认为它无比适合用来描述一场巨大灾难孕育了人类的伟大进步与新生。

　　人类常常就是在历史的螺旋结构中前进。照眼下的状况看“非典”还远远够不上千分之三感染率的“瘟疫”标准，但我们还不知道“非典”的实际感染情况如何，以及到底要持续多久？但是不论如何，我们始终应该葆有的是不灭的希望，也只有希望，才是这次“非典”风波能够进入历史，成为经典的唯一凭借。

　　文学大师笔下的疫病

　　在有限的存在中，有太多不可预期的磨难和炼狱，唯有爱情、友情、亲情才是真正的幸福。

　　小意／文

　　《鼠疫》阿尔贝·加缪(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加缪把纳粹铁蹄蹂躏下的法国换成北非的小城奥兰，把残酷的战争换成了肆虐的鼠疫。故事发生在北非一个有20万人口的小城奥兰，一些老鼠嘴部开始生出血斑，接着暴毙街头，暴亡的老鼠数量激增，人们渐渐开始慌张。然后，人的死亡也接踵而至，情况越发严重。政府从开始的逃避态度中清醒过来，发现已经无可选择，只好宣布封城。医生里厄用自己的眼睛观察整个疫情的发展，和一年的鼠疫时期人们的生活。我们则透过里厄医生的眼睛和他生活在一起，感同身受，眼睁睁地看着鼠疫肆虐，无助而痛苦。

　　加缪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为了表现出生命在战争中的无力、绝望、渺小以及微薄的积极抗争，恐怖气氛下的恐惧、焦虑、痛苦、悲哀以及生离死别，他把被纳粹铁蹄蹂躏的法国换成北非的小城奥兰，把残酷的战争换成了肆虐的鼠疫。文中的叙述者里厄医生在力搏瘟疫情时，并不总是那么坚定有力。他像任何有软弱也有坚强的人一样，时常会陷入困惑的绝望之中。但是，他依然能够积极地与灾难抗争。因为他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无力消灭鼠疫，也无法治愈那些被病毒残酷折磨的人。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顽强不懈的斗争，抱着残存的希望。

　　其实，鼠疫不过是对人类处境的提醒：死亡是唯一可以确定的结局。生存是偶然而短暂的，只有死亡才是必然而永恒的。在有限的存在中，有太多不可预期的磨难和炼狱，唯有爱情、友情、亲情才是真正的幸福。在阅读中，我们一再面对这些“不能成为圣徒，但拒绝向瘟疫俯首称臣，竭尽全力做创伤的医治者”，看着他们在肆虐的病毒与痛苦中辛苦穿梭，我们如何能够不崇敬这些具有强大的爱与善良之力的人？如何能够做到对坚守希望度过灾患岁月不抱有信心呢？

　　《失明症漫记》萨拉马戈(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粉饰太平永远都是徒然无用的，不久，因为恐惧而疯狂杀戮的士兵们消失了，官员也消失了，疫病让世界实现了真正的平等。这是一本充满想象力的书，故事的开头，第一个人在驾车途中突然眼前呈现一片茫然的白色，如同沉浸在“牛奶的海洋”中，他失明了。小偷借此机会偷走了他的车。失明者到医院看病。于是，眼科医生，小偷，失明者的妻子，都被感染了。这场疫病的感染来势凶猛，似乎只需要目光的接触就会导致失明。于是，政府打着“公众利益”的旗号将所有的失明症患者和有病毒携带嫌疑的人都关进了精神病院，任他们自生自灭，相互残害。看守的士兵们接到命令，可以开枪射击任何试图走出隔离区的病人。没有了与世界相关的安全感，人们的脆弱却以相反的形式表现，无助演变成凶悍的自救。一批盲人纠集起来组成了团伙，霸占食品换取利益，甚至要求所有的女病人用服“淫役”来换取食物。男人在维系生存的食品和自己的女人之间难以取舍，尊严在和生存的冲突中软弱得不堪一击。官方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意承认失明症是一种类似瘟疫、不知来源的流行病，以为光靠隔离病人就能控制住疫情。可是，粉饰太平永远都是徒然无用的，不久，因为恐惧而疯狂杀戮的士兵们消失了，官员也消失了，疫病让世界实现了真正的平等。病毒的迅速蔓延使整个城市变成了盲人的世界。当世界全部瞎掉时，唯有活着才具有现实意义。于是，游戏规则被轻易地颠覆，新的生存规律在激烈的求生斗争中呈现出狰狞残酷的面貌。人们终日游走在大街小巷，破门入室，随地栖息，寻找一切可以吃进肚子里的东西，他们依靠嗅觉来判断食物的方向，用触觉来确定身处的位置，为了一小块可以入口的东西而暴力相争，不惜丧命。一切文明都在盲目中崩溃瓦解，最终消失。满街流离失所的盲人随意排泄，茹毛饮血，在通往食物的道路上颠沛流离。事已至此，似乎所有希望都已经消失。可是，就在这与文明全然决裂的时刻，失明症消失了。人们狂喜地发现了自己又可以看见了，他们惊喜地发现自己原来还仍然是人。自以为文明的人。人们在欢呼中迎接恢复如常的生活，开始寻找自己曾经的家园。加缪著写的《鼠疫》中，鼠疫折磨得人们精疲力竭，几乎丧失了一切希望，哀鸿遍野，绝望弥漫。鼠疫过去后，孤独的里厄医生悲伤地问，如果再发生一场鼠疫，我们如何是好？这个问题，尽管已经晚生了半个世纪，萨拉马戈却也没有回答出来。或者，我们永远也找不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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