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思温／文

　　社会学有句名言：信任是一种简化机制。意思是说，既然信任别人，有些事就不用打破砂锅问到底。反过来说，缺乏信任感，有些事你必穷追原委而不罢休，非要搞到彻底清楚才行。

　　如果搞不清楚重大问题的原委，人需要自己编造各种理由来解释，并且要自圆其说。人们通过各种臆想，猜测，google里的海外新闻，还有个人经验，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非典”图像，“非典”在谣言中被妖魔化。

　　人需要通过自己编造理由来解释。解释因为个人经验与知识的不同而导致千差万别，于是谣言便滚滚产生。然而作为一个公共事件，解释必须是统一的，唯一的，否则公众无法对这种解释形成信任感。这也就是谣言称之为谣言的原因，因为其数量之多，差别之大，而让人无法信服。但无法信服又渴望信服，于是谣言便接连不断地制造出来。

　　看过电影《大逃杀》的都知道，为了活下去，杀人是合法合情，可以为之任意非为的，一切信任全部灰飞湮灭；在面临生存危机时，没有人是值得信赖的。文革里父子反目，夫妻成仇，未必就真的有什么血海深仇。虽然中国人性情中庸，然而将这种性情放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想不暴烈也由不得你了。

　　文革里互相诬告陷害的事情不在少数。先活下去！再来谈什么亲情友情加爱情。同理，这次“非典”事件里，人与人的信任度也因为病毒的存在而大幅度降低，因为你并不知晓你的亲戚朋友情人或者周身的陌生人里有谁得了“非典”，所以口罩一天换八次，能不跟别人说话就不说话，见了某某咳嗽避之惟恐不及。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还谈什么互助团结、枪口一致对“非典”？美国的炭疽病大爆发，教堂天天爆满，人们需要一个解释的理由。中国人没有宗教传统，教堂倒没有天天爆满，倒是药店天天爆满，买一堆无用的板兰根回去聊以自慰。

　　这些天来我听到最多的话：该死的就得死，该活的就能活，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这就是命。中国人把一切都归结为命，倘若你真得了“非典”，那是你命不好，注定的。不用戴口罩，也不用搞消毒，这是命啊。然而这命虚无缥缈，既没有圣经那样的典籍，也没有实在的凭证证明，所以拿命来解释一切的人，内心仍然是恐慌的。然而越恐慌越想拿命来解释，越解释越恐慌，恶性循环。在短时间里，中国人对他人失信的状况不可能改变，谣言是放大镜，可以把真实情况放大一百倍。不要担心疫情造成的恐慌，须知真正的恐慌是对临头危险一无所知，胡乱猜疑。

　　“非典”综合症是对人性的放大

　　外滩记者 高艳平 陈洁(实习)／报道

　　孙时进(心理学家)：理性态度对待“非典”

　　最近一段时间，因为媒体的放开，“非典”的感染数字一下子提高了，公众产生很大的恐惧感。其实如果理性去考虑，从目前公布的感染和死亡的比例看，“非典”的死亡率要比交通事故死亡率还要低。所以说，只要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大可不必过分恐惧。

　　既然死亡率并不高，全国上下已经警觉到这种程度，这说明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的防范意识、对生命的珍惜程度大大提高了。

　　至于人际关系上的微妙变化，也应该理解。譬如说前段时间，我约几个朋友吃饭，他们就说不来了。我觉得这很好理解。与此同时，那些疑似病人或者离感染源近的人，不应该责备别人对自己疏远，自己倒应该自觉与外界保持距离，这也是一个人素质修养高低的表现。

　　要科学理性地对待“非典”，除了做好个人防范工作以外，还应该科学地安排自己的工作生活，尽量让这次疫情的个人损失减少到最低。因为现在互联网、通讯事业很发达，“非典”时期，人们完全可以达到交流的目的。还有平时一直没有做的事情，现在有时间了，就可以做起来。譬如，读书。

　　张颐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重建社会认同感

　　心理恐慌很大程度上是由当代社会的高风险性和不完善保障造成的。一方面，今天人们可以通过无数渠道了解到各种信息，这很容易使他们对很多消息产生不信任，从而造成心理恐慌，渴求了解事情的真相。另一方面，当代社会有很高的流动性，人的流动是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前提。但这种流动性使得人们感觉自己无法控制疾病的传播和蔓延，从而产生恐慌。

　　另外，社会诚信度的降低造成了人们只对自己负责。但是当自己不能为自己负责的时候，他们只能转而依靠国家的行政力量来控制“非典”。安全感的缺失容易使人心理防线崩溃，从而产生孤立无援的感觉，造成恐慌。

　　因此，从“非典”的防治我们可以看出建筑一种新的社会认同感的重要性。相对而言个人能力就比较脆弱，根本无法规避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群体感觉显得尤为重要。同时，社区的互相帮助、协作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这种依赖有助于我们找回过去20年中失去的归属感和对人生的信任感。

　　连岳(专栏作家)：“非典”综合症是对人性的放大对“非典”的正常防范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过度恐慌或者满不在乎，这两种极端的情况都不可取。实质上，一个人的性格本就如此，只是因为“非典”把它放大了。那些过度敏感的人，可能平时就对日常生活细节相当敏感。对疫情不在乎的人，可能平时也对很多事都大大咧咧，觉得满不在乎。本来好的邻里关系因为“非典”变得冷漠，这也说明，这些人以前本来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就不够全面周到，不够得体。“非典”其实在这里充当了一个放大镜的作用，让大家看清楚了一个人的本性。

　　“上海市民中间并未出现恐慌气氛”

　　外滩记 者张嫣(实习)／采访整理

　　“非典”正式公布已经3个星期了，上海市民的情绪也随之变化着。究竟现在上海恐慌吗？我们就这个疑问采访了上海社科院科研处副处长王泠一博士。

　　王泠一博士在实地考察了朱家角镇、瑞金宾馆、南京西路等旅游场所后，认为上海市民的情绪普遍出现了以下波动，但并未出现恐慌气氛，现在上海的情绪只限于紧张：

　　1、从北京及疫区来的人群感受到了一部分上海市民的区域紧张。

　　2、作为抗击“非典”第一线的医务人员的子女感受到来自学校同学的歧视。

　　3、“非典”时期也是对爱情的考验，据调查，“非典”出现以来登记结婚的适龄人群明显减少。

　　4、车展中止、《猫》的停演、东方明珠观光塔关闭、甲A的停赛和上海交易场所停业是上海娱乐休闲和交友应酬活动急剧减少的典型标志。

　　5、信息化交流方式的进一步推广。煲电话粥和上网聊天成了互相交流的有效途径，电话费的开支也同时上升。

　　6、招聘会的取消给未就业人群的就业压力进一步增大。

　　7、政府领导人的行为和政府形象初步成为市民衡量“非典”进展情况的晴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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