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庆安

　　当前，国际媒体正在持续关注并进行着对非典型肺炎的报道，那么，中西方媒体在报道上分别显现出什么特点又存在着怎样的问题？新闻记者在类似的战役性报道中应当具备怎样的素质？政府又该在信息发布方面做哪些工作？针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日前专门采访了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

　　西方媒体将非典变成政治符号

　　记者：李教授，您从一开始就一直在跟踪和研究国际媒体的非典报道，您认为在这些报道中，存在什么样的特点？

　　李希光：我可以给你描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2003年5月的头两个星期的中国、美国和英国的主要新闻周刊的封面或是头戴口罩或面具的人、或是显微镜下蠕动的非典病毒、或是破损的人肺。这是继“9·11”后，中西方新闻期刊在封面设计上再一次变得如此一致，在想象力上如此单调。

　　中国新闻期刊的新闻报道与西方媒体的差异在于，中国各大封面画面突出中国各种人群团结一心与非典勇敢搏斗的精神面貌。而美国的《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英国《经济学家》封面上都是凸显一个人面戴口罩瞪着恐惧的和不知所措的眼睛，《时代》杂志甚至把中国的国旗和一个肺部的X光照片合成在一起。

　　记者：中西方媒体在报道上的这种差别，说明了什么问题？

　　李希光：这个现象说明，非典型性肺炎在西方媒体上已经变成了一种政治报道的符号。人类是否处在美国《新闻周刊》封面文章标题所称的《瘟疫的新时代》？非典是《远东经济评论》封面文章标题所称的《中国病毒》吗？非典病毒会在中国变成英国《经济学家》封面文章标题所称《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吗？这种从政治角度和框架报道非典，可以在公众中起到一种情绪化反应，额外增加其新闻价值，引起更多的关注。通过激怒公众对中国政府和中国政治体制的不满，人们把非典新闻当成政治新闻而不是科学新闻来阅读。

　　问题是，这些政治画面和政治符号是否揭示了非典流行的本质?读者获得的信息是什么?这些信息对读者有什么用？西方媒体报道中国非典问题的角度和强调的事实，是不是当前与公众利益最为密切相关的？如美国新闻学教授迪安·纳尔逊对非典的报道所描述的，“一条新闻之所以成为新闻，仅仅是因为竞争对手报道了它”。

　　政府应让专家当媒体主角

　　记者：在这次的非典疫情方面，您认为政府在信息发布应该做哪些工作？

　　李希光：当公共健康面对某种风险时，公众的表现为：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要求政府控制局面，希望个人和家庭获得保护，不被感染；如果政府控制不了，公众将对政府产生不满。因此，爆发公共危机时，政府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准备一个事实清单和帮助政府回答、解释问题、传播科学知识的专家名单。政府从危机一开始就应该让专家在媒体上唱主角。政府领导人做政治动员和社会动员，而医学专家从技术上解释危机。公共健康的最佳保护是专家的信息及时地透过大众媒体进入公众。在定量测量分析上，如果出现不确定性，如误差或对分析测量结果缺乏自信，将影响政府报告或政府发言人的可信性。公众需要从政府那里获得准确的明白无误的答案：安全？还是不安全？

　　记者：在面临巨大的风险和危机的时候，公共健康的报道具备什么样的特征？

　　李希光：从公共管理角度看，公共健康报道介于医学报道和政治报道之间，记者既要具备基本的生物学、医学、临床医学和实验室的常识，同时，也要具备解读政府报告、文件、预算的能力，同时，懂一点统计分析。能把某个疾病放在一个更宽广的语境里报道。而今天全球媒体上有关中国非典之所以放在一个政治框架里，而没有放到一个公共健康或医学的框架里报道，其中一个原因是西方大部分从事中国报道的记者和评论员都是政治记者，只有个别人有医学记者的背景。

　　记者要真实形象地报道

　　记者：您认为真正好的记者应该如何报道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呢？

　　李希光：应该说。媒体对疾病的情绪化报道和过度的政治化报道，无助于问题的建设性解决；但是，媒体如果完全脱离社会政治环境，完全限定在医学或科学的语境里报道，又会导致公众对非典的不关注，甚至冷漠。天津、浙江、河南农民抗议在当地修建非典医院，恐惧非典垃圾和感染。面对这场争议，记者是火上浇油，还是从科学和环保的道理上调查清楚，建设性地报道这件事情？我想，非典疫情报道的指导思想应该是：向公众提供那些能帮助他们了解和控制疾病的信息。报道公共健康危机的新闻报道标准包括这几个要素：

　　一、公众就健康威胁需要知晓的情况：疾病的征兆与症状；疾病的传播方式与途径；个人感染疾病的几率；预防疾病的手段。这种信息具体包括：疫情的真相；减少感染的具体做法；政府、医院、医学界在防治非典中在做什么或没有做什么。

　　二、新闻记者在判断新闻价值的时候，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新闻价值判断标准有：死亡率或死亡人数、发病率、对生活质量的损害、工作日的减少、财产的破坏、环境的破坏、物种的破坏。

　　三、通过风险的比较和形象的描绘，提高风险的报道价值。

　　为了真实形象地描绘非典疫情，可以做很多对比性报道，例如：把这场新的风险或疫情与过去人们熟知的某个风险或事故（艾滋病、疯牛病、流感、埃博拉等）相比；风险与利益的比较（非典防疫中大量使用消毒水，这种弥漫在空气中的消毒液对人体健康的保护与危害之比较）。

　　报道还可以是具体的故事。在病理学实验室里，头戴防毒面具、尸体解剖、把感染病毒的人体肺部切下来，用塑料袋裹好，放进冰箱。其余的人体部件交给焚烧炉火化。那么，一连串的故事就来了：病理学分析的实验室科学家是如何获得病毒样本的？病毒样本是如何从医院运输到实验室的？一个火葬场工人是如何火化非典病人尸体的？家人是否可以得到其骨灰？记者还应当采访报道因非典失去亲人的家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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