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建造的耳闸（位于新开河与北运河交汇处）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即将被拆除。截至记者发稿时，耳闸已经被拆除了一半。 本报记者 杜建雄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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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年建造的耳闸(位于新开河与北运河交汇处)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即将被拆除。截至记者发稿时，耳闸已经被拆除了一半。

　　政府没钱 卖官集资

　　但凡水灾发生，经济必将受到严重损失，由于国库拿不出太多的救灾款，皇帝只好出

售官位给出资救灾的有钱人，叫做捐输捐纳。罗澍伟教授指出，捐纳分大捐和常捐，大捐是指因暂行事例或特殊原因而开的捐纳，可以捐到实官。常捐则在乾隆十年从大捐中分出，只给荣誉称号、不给实官；另有加级、降革、留任离任官员之捐复、坐补原缺、实授保举、回避捐免等等。堵决口、修水利花费极其巨大，到乾隆七年，因淮河大水实行捐纳，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清代捐纳官职多以银计，但也银米兼收、米豆折银。而从乾隆十三年起，除捐赈议叙外，常平仓仍例收谷豆外，其他各种事例则多以银计，赴京交纳。清代捐纳所得银两相当惊人，如嘉庆六年因永定河溢，收银为759万两；八年河南衡家楼漫口，先后收银2100万两；十九年河南漫水，收银为717万两。捐纳可救一时之急，清政府却为之付出吏治败坏的代价。曾有不少官员为之绞尽脑汁，企图力挽狂澜，有所补救，如嘉庆十八年，英和上奏说“开捐不如节用”，嘉庆帝也确实试行过一段时间，但收效却甚微，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官员腐化 工程造假

　　水利专家李思恭说，清朝时期，水利工程受到皇帝重视，一些贪官污吏更是打起了水利工程的主意，贪污受贿、豆腐渣工程随处可见。随着国家控制能力的下降，清代后期吏治的败坏，也成为引发水旱灾害的重要原因。按规定，河道官员本应驻于工地，但到后期，纷纷住到繁华的都市，而下级士兵则上行下效，河兵也敷衍故事，对于该种的护堤河柳也不以为然。

　　清朝规定，河道决口修复的费用所用银两只准报销六成，其余四成由道府等治河汛员按职务高低一体摊赔。如乾隆三十九年，黄河老坝口合龙用正银11万两，其中的2万两就由河督吴嗣爵承担。此法貌似严格和公正，但实际上却是助长了治河官员的贪污之风。因而，在治河中的偷工减料，终饱私囊现象极其普遍。如在准备河工之料时，有的河政官员与工料贩子勾结起来，“其在河工者为外工，类皆盘踞有年，购料必经其手，交收如何蒙蔽，查验如何蒙蔽，又复最为熟谙，故能久为河工之害”。而他们创造出的很多贪污名目也闻所未闻，“有理旧翻新名曰并垛；以新盖旧名戴帽；中填碎料杂草以衬高宽，旁插短节以掩空洞。若非抽拔拆视，殊难悉其底里”。有时候他们还或烧毁工料，以免暴露真相，或故意破坏河堤，以求政府拨款重修；或遇汛必称涨，遇涨必称异涨。

　　乾隆三年，驻在天津的直隶河道总督朱藻因为“挟诈欺公，贪钱虐民”被乾隆皇帝下令革职查办；由于河工的败坏，嘉庆十八年，黄河睢州、桃源两处接连决口，河督黎世序甚至一度畏罪投河自尽。这说明当时河道败坏，治河无术，已到了一筹莫展的地步。本报记者黄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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