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打入瑞士钟表业心脏的中国人”

　　本报驻日内瓦记者 陈威华

　　一篇研究论文替杨玉明打开了瑞士钟表业轻易不向外人敞开的大门。从一介书生到斯沃淇集团顾问、因代科公司合伙创始人再到自己独立办厂，杨玉明走出了一条旁人意想不到的道路，被媒体誉为“打入瑞士钟表业心脏的中国人”。

　　偶然步入钟表王国

　　《国际先驱导报》：中国人在国外定居生活，一般以从事旅游和餐饮业为主，像您这样能够在瑞士钟表业中站稳脚跟的实属罕见。是什么契机使您进入瑞士这个传统产业的？ 杨玉明：我大学的专业是法文，毕业后进了外文局工作。20世纪80年代初，我来到日内瓦国际高等研究学院留学。本来我只是想镀镀金，以便回国后换个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当时北京的国际贸易中心项目正准备上马，我想就国外的类似情况写一篇论文，为国贸的发展出谋划策；但是很遗憾，在瑞士我没找到愿意接受这项调研的类似机构。

　　后来，因为当时瑞士钟表业正濒临倒闭，一位与该行业颇有家族渊源的教授建议我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于是，在这位教授的引导下，我采访了许多瑞士钟表家族，用法文写了一篇180多页的论文，分析了瑞士钟表业从独步天下到被日本电子表打得节节败退的原因，提出了不少个人意见。

　　论文完成后，我到瑞士钟表协会征求意见，正好被后来组建斯沃淇集团的海耶克看见。他当时也受委托调查瑞士钟表业，我的意见与他重振该行业的理念不谋而合，于是他把我的论文发给他的下属作为经营参考。后来，我拿到国际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斯沃淇集团请我做顾问，我就留在瑞士发展了。

　　回国创业遭遇遗憾

　　《国际先驱导报》：您在离开斯沃琪之后，曾参与现在全球著名的机芯生产厂家——因代科公司的创建工作。当时，您的决定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那段经历对您后来自己办厂有什么帮助吗？

　　杨玉明：当时中国钟表业的状况也同瑞士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情形比较类似，几乎各个省市都有自己小而全的手表厂，但基本上没有自己的拳头产品，使用的是苏联人50年代的手表模具，没有掌握关键的机芯制造技术。那时，我一心想回到中国发展。于是1986年，我与几个朋友一起创办因代科公司，希望把瑞士钟表业生产技术、经营理念以及一些经验和教训介绍给国人，帮助中国钟表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避免走弯路。因代科的第一笔生意就是帮助青岛手表厂发展生产线，那次的合作十分愉快。

　　在因代科公司的几年创业经历，对于我今天独立办厂有很大的帮助。它使我对当地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企业文化都有了足够了解，并在人力和资源的管理，以及产品的设计和开发方面，为我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国际先驱导报》：后来为什么您与国内厂家的合作却中断了呢？

　　杨玉明：在向青岛手表厂交付了生产线之后，有国内厂家请我参与仿制日本人使用的电子表机芯。我建议他们不妨利用瑞士的技术力量，设计中高档水平的机械表机芯。但当时国内厂家普遍急功近利，一窝蜂上马生产低档电子表。结果，他们在向香港出口的过程中自相残杀，赔本经营，短短几年内就纷纷丧失市场竞争力，只能替外国厂商打工。

　　我的机芯项目与国内的一个厂家前后谈判数年，其间我还拒绝了不少与其他厂家的合作机会；但这家厂背信弃义，使得这个项目一直拖到1997年，最后无果而终。这成了我在事业上最大的遗憾。

　　与“中国制造”擦肩而过

　　《国际先驱导报》：如果当初这种机芯能在国内投产，那会是怎样的情形？

　　杨玉明：我们当时设计的是使用金属甲板的机芯，可带钻石；而同期日本人使用的机芯只是塑料甲板，比我们这个差了许多档次；香港那时甚至还根本没有能力开发机芯。如果当时有厂家具有远见在国内投产的话，中国手表业就能拥有自己的机芯，现在就能够生产中高档手表，同时还可以参与国际竞争，左右国际钟表业的格局。

　　最后，这个项目在因代科投入生产，短短几年间就达到了年产1亿颗机芯的生产能力，如今因代科已成为与斯沃淇集团在机芯市场上的竞争对手。

　　《国际先驱导报》：虽然现在事过境迁，您认为还有可能挽回吗？

　　杨玉明：中国钟表业如今以替别人加工生产为主，但依然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零件加工自动设备，应该说底子还是不薄的。印度在20世纪80年代前也没有机芯生产能力，但凭借瑞士和法国政府提供的贷款及技术支持，如今已经具有年产1000万到2000万颗低档机芯的能力。

　　未来发展的关键，一是政策支持，二是厂家肯于投巨资开发。中国如今成为“世界制造工场”，而如果中国厂家能在替别人打工的同时，利用外国先进技术，开发属于自己的机芯，我相信在10年内中国钟表业就有望重振旗鼓。

　　曾被当地竞争对手警告

　　《国际先驱导报》：您现在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工厂——新奥丽维亚。您是如何在这个瑞士人主宰的行业中打开局面的？

　　杨玉明：创办因代科公司的经历让我在瑞士钟表业基本上站稳了脚跟。我一直都希望能拥有自己的实业，所以在1995年，我提出转让自己的股份，准备独自创业。1999年，我买下了濒临倒闭的手表零件厂奥丽维亚，将其改名为新奥丽维亚，希望能够使之起死回生。

　　中国人买了瑞士人的手表厂，这在当地可引起了一场风波。当地竞争对手还写信警告我不得抢他们的人才和市场。一位原奥丽维亚的客户听说老板换成了中国人，立刻宣布终止与奥丽维亚的一切合同。

　　我并不灰心，因为我拥有因代科的经历。以前奥丽维亚奉行“大批量，低价格”的经营方针。但瑞士人工太贵，成本太高，低价经营的方针无法与日本的零配件竞争。接手奥丽维亚后，我针对瑞士现状，改变了旧的经营方针，转向高端生产路线，专门生产高级手表所需的黄金或其他贵金属制成的零件。虽然产量不大，但是很快就打开了市场，为包括欧米茄、百灵和肖邦等品牌生产机芯的关键配件，销售额比旧厂增加了70％。

　　瑞士钟表劫后余生的奥秘

　　《国际先驱导报》：瑞士钟表业曾一度到了灭亡边缘，但以后又东山再起。身处业界，您认为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杨玉明：上世纪初到60年代是瑞士钟表业最辉煌的时代，但小作坊生产未能联合起来，确立机芯的标准，结果导致机械化程度不高，手表经常出毛病，而售后服务也远远滞后。而日本人开发了电子表技术，瑞士钟表业者在这个突如其来的冲击面前乱了阵脚，认为电子表将取代机械表，于是无心恋战，被抢去了众多市场份额，包括欧米茄在内的一些著名品牌也面临被日本人收购的命运。

　　欧米茄当时有300多名员工，从最小零件开始实行一条龙生产工序。为了与日本表竞争，欧米茄一度还自降身价，生产低档表，甚至都报亭都可以买到欧米茄手表，从而降低了其作为著名品牌的尊严。 这时，瑞士政府进行了干预，找到了海耶克这个德才兼备的“瑞士女婿”，一方面走兼并小作坊进行专业分工生产的路线，一方面打品牌策略，从而将整个瑞士钟表业标准规范起来，使其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

　　要高科技，还是要手工

　　《国际先驱导报》：海耶克的斯沃淇集团之所以取得成功，靠的是高新科技，但卖得最贵的瑞士手表却打出“手工制造”的招牌。那么，瑞士钟表行业如何体现高科技的含量？手工制造和现代科技之间是否存在矛盾？

　　杨玉明：事实上，钟表业的涉及面很广，现代钟表做得越来越薄，主要原因就是技术更新，采用了许多微型金属材料，使得运行质量越来越精，这本身就代表了高科技发展趋势。

　　斯沃淇手表从零件到成表，完全是一条龙的流水线作业，这也是高科技的体现。而瑞士手工机械表之所以昂贵是因作为传统工业，它代表着一种文化。业内人士认为，手表的滴答声就是“生命讯息的传递”。当然，由于高档手表制造的特殊性，零件生产无法实现大批量的机械化生产，许多零件都是机器出粗胚之后，由技术工人再手工打磨的，更加上一些贵重金属和钻石的加工都需要手工操作。所以在钟表业，手工制造和现代科技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并不存在矛盾。

　　全球钟表业是个金字塔

　　《国际先驱导报》：您认为现在全球钟表业的格局是怎样的？近几年会不会发生什么变化？您是否打算将多年在瑞士钟表业获得的经验与国内同行分享呢？

　　杨玉明：瑞士作为钟表王国的地位依然无可动摇，在生产制造和产品开发上都处于领先地位。用金字塔来形容的话，瑞士处于塔尖位置，日本居于塔身，中国大陆、香港、印度和俄罗斯等构成了坚实的塔基。这个格局在未来几年应该保持不变。

　　回国发展一直是我的希望。目前，我与香港和台湾钟表业的交流比较密切，计划今年年底与香港合作伙伴在深圳设厂，把新奥丽维亚闲置的生产线转移到国内。这家新厂的经营思路将不同于瑞士，计划走中低档次大批量的路线，主要满足中国国内市场的需求。

　　杨玉明个人经历

　　杨玉明1951年出生于上海，在北京长大。同当时中国的年轻人一样，他也曾上山下乡，70年代中期作为工农兵大学生保送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外文局工作。1980年，杨玉明自费到日内瓦大学高等国际关系研究学院留学，获国际经济学硕士。毕业后进入瑞士钟表业发展，曾担任斯沃淇集团顾问。1986年，他参与创办因代克钟表公司，这家公司后成为全球著名的机芯生产厂家之一，排名全球第四。1999年，杨玉明个人出资收购了位于瑞士汝拉州的新奥尼维亚钟表零配件厂。近期，他准备在中国国内合资设厂。

　　笑话段子、整蛊短语精彩无限 难以形容的开心感觉
　　新浪邮箱雄踞市场第一 真诚回馈用户全面扩容
　　新概念英语 口语 出国考试 考研暑期限时优惠
　　无数人梦寐以求的境界，亲密接触，激烈搏杀，包你爽上“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