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当票现身 天津典当史又早89年(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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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3年08月20日07:52 天津青年报 | ||||
1952年天津最后关闭的老当铺“万成当”(此处现为国际商场) 昨日,本报接到本市民间收藏专业委员会的陈嘉荣先生打来的电话,“我家收藏着一张天津乾隆年间的当票”。如果开出这张当票的确实是一家当铺,那么天津当铺的历史又可向前推进89年。 三菜一汤换回最早当票 在陈先生家中,记者见到了安置在展示框中的这些当票,虽然当票的毛头纸略有些发黄,但每张纸上的字迹和印章依然很完整。这几张出自“天顺当铺”的当票抬头为当铺的名称,名称之下写着“当票”两个字,中间则是典当物品的名称和典当价格,当品分别是马灯、书柜、桌子、马褂等,价值最高的书柜当了20两白银,价值最低的马灯当了1000文大钱。在当票的最右端是这家当铺的当票编号,最小的编号为“亨字拾号”。当票上的日期最早的一张为“乾隆三十年三月七日”。 据陈嘉荣先生推断,这几张当票有可能是这家当铺开业时的,因为所有的当票编号比较靠前。在当票的右端,当铺先生用毛笔注明“赎期壹年过期无用”,又在当票上盖了几个“天顺亨记”的防伪章。 陈嘉荣先生说,在20年前,喜爱收藏票证的他在沈阳道见到有人卖这些票证,立刻用10块钱将这些票据买了回来。而当时的10块钱可以在普通的饭馆内要上三菜一汤。 天津当铺史提前89年 本市资深金融学家张澜生先生告诉记者,只要将东西典当了,无论将当品赎回与否,当票是最难留住的,因为个人将当品赎回,当铺必然将当票撕掉;死当后,当铺也要将收当的底联最后销毁,因此,找一张完整的老当票真像大海捞针一样。 天津有记载的典当业始自清咸丰四年(1854年)的河东(今河北)兴隆街的天聚当,而天津当铺真正的发展却是光绪年间。张先生指出,如果说“天顺”号是乾隆三十年(1765年)开张的一家当铺,那么天津当铺历史的记载则又提前了89年。 ◆典当标准多变迁月息三分变二分 张澜生先生说,自清光绪初(1875年)至庚子变乱(1900年)26年间,当时天津城乡当铺共32处,乡区12处。每所质架货值多至十五、六万(两)白银,少则十二、三万(两)白银,而且各项制度也较完善。例如当息为“吊二百三”,即当价一吊钱以上按二分纳息,一吊以下则为三分。 典当业的种类最初是典、当、质、押四种名称。而押即俗称之“小押”,就是个人用在其他当铺的当票二次典当,这时典当当票获得的现金更是少得可怜,更近于重利盘剥,在天津老城(华界)是不准设立的。1930年以后,统称为“当铺”,仍按资本额大小领取不同“当帖”(即营业执照)。过去天津典当业的资本,因所处华界或租界而有区别。华界资本限额分四等,最低不许少于4万元,租界则限制不严。当铺一般独资居多,也有合资集股的。开业之前首先领取“当帖”,清朝时称为“龙票”,由公会会员两家介绍,公会批准入会后向当局申领。 当商的营业法则多年来几经变异,1930年以前,天津当铺沿用旧例:当期24个月,利率二分五厘,年终照例减息一月“以恤民艰”,若遇年景不佳,还可由当行公所决定再减一月或半月。自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明令当款利率不得超过二分,而津市当商并未遵行,故于1930年被人控告“重利盘剥”;1931年经政府与典业公会共商,决定自1931年4月30日起实施新法则:常年当息,月利二分。 ◆典当人员等级多操守不好难从业 当铺因为要大批收存当品,还必须妥善保存,因此其建筑物首先要求宽大坚实,门外悬挂告示牌,门内放着绿柄红头军棍。迎门影壁挂有“裕国便民”大牌,气派十足的威严。为防人滋事,当铺还将柜台筑高,一般一人多高,多有木栅护栏。 按照天津当业的常规,当铺开业之初,应由劳资双方订立合同,说明资方财东财股若干,劳方则自经理以次重要职员皆分定入股若干,获利时按股均分。所有雇员,由经理视才学定职定薪,一般有掌柜、二掌柜(俗称当家的);以下是坐柜、司柜各一人,又称吃股顶生意的,即主持门市业务的;另有外账(即门账)二人,内账(即总账)一人;站柜的(即收货的)分头柜、二柜,共四五人,管号房(即库房)的一人,管首饰房的一人。除了这些专职人员以外其余都是学徒,其主要任务是卷号(收当品)、查号(取当品)、杂务等。 张澜生先生说,当铺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衣服各人自备,食宿由当铺供给,工作时间自早6点至晚8点关门,平均每天工作长达14个小时。学徒3年以上可自由请假回家结婚,享受二年住家6个月的待遇,或每三年住家9个月(路程在内),往返路费由柜上负担。当铺门禁极严,自经理至学徒,携带物品出入者均须接受检查。另外,还有轮流守夜打更制度,排班挨次,人人遵行。张澜生先生幼年认识的一位当铺的经理,生活十分简朴,从没有见过这位经理乱花过柜上一分钱。张澜生说,经理作为东家聘用的人员,都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一旦落下个坏名声,就别想在这个圈里混了。 ◆放弃赎权原因多死当带火估衣街 当货超过当期不赎,当户便失去了取赎的权利,任凭当铺自由处理,抵还原当架本及利息,而当铺则主要是通过靠死当物品的销售而赚钱的。 张澜生说,当户放弃取赎权的原因,一是衣物陈旧无意再穿用;二是物价低降,取赎已不合算;三是无取赎之力;四是丢失当票又忘却典当时日,无法挂号取赎;五是典当者流落他乡,无取赎机会;六是典当者死亡,家属不知其事,或家属认为人既已死,遗物无用。还有就是天津民俗:婴孩死亡,其所著衣物皆应送入当铺,以免其亲人见而伤心。 在古时,当铺是十当九取,售出死当仅占月总数十分之一弱,但到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战乱频仍、外货倾销,各类物品价值低贱,当主多不愿赎当,致使当铺每月出售估货率猛升。由货类不同,出路不同,收买当铺货物的一般都是估衣商、古玩店和珠宝商,天津的估衣街就是因买卖当铺的衣服而发展起来的。 ◆兵乱币改接踵来津城当铺遭大劫 一般情况下,当铺是个赚钱的行业,但要遇上天灾人祸,就只能怪自己的命不好了。庚子变乱(1900年)至壬子变乱(1912年),这十五年内天津当铺两次被抢,可谓多难时期。庚子变乱,八国联军侵占京津,洋兵大肆抢掠,津市当铺受灾者约占半数,即达二十余家,损失不下五百万两,尚可勉强维持营业者只剩二十二家,直至宣统初年(1909年)才增至二十四家。不料至1912年又逢壬子变乱,乱兵垂涎当铺之“蓄贵藏珍”,视为主要目标,一夜之间遭灾当铺达十七处之多,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抢当铺”事件。沿途遗物落珍,不计其数。 张澜生先生说,这两次危害毕竟还是有形的灾害,更有一种形小而损失大的灾害,就是庚子以后的几次币制变更。例如1900年庚子乱后典当商复业之前,当铺均照市面各业以制钱为单位。当商复业时已改银币制,使用大洋固无问题,而使用小洋又无法计算。当时街市铜元百枚为一元大洋,当铺所用之零角以铜元补充。每角按十枚铜元计算。谁料币制变化无常,银元逐渐高涨,行市由百枚涨至百二、百五、百八等,致使当铺钱色耗损巨大,盖因行市涨至百八十枚,而赎当者仍以十枚为一角回赎,使当铺每一元钱净亏七八十枚,于是改用银币龙小洋。但以后龙小洋价格低落,竟落至11角、12角,而这时赎当者仍以1角当1角赎取,当铺又吃若干亏损。 民国六年(1917年)北洋政府命造币厂铸造一种辅币,以十进一为准,不许折扣。谁知过了数年,此类辅币又不能为辅了,行市骤变,竟比龙洋变的更快,典当业吃亏更重于前。钱色经过三次变化,全市典当业所受损失约在百万元左右。 -本报记者黄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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