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村为何摘不掉“小康”帽

　　一个“小康村”的真实面貌 谁在为贫困撒谎 为官者是不愿面对还是懒得理睬

　　本报记者 赵 静 本报特约记者 杨牧源

　　这是云南省安宁市县街乡著名的“小康村”中的一户普通家庭——开裂的土坯房里横拉了一根线，上面悬挂着家中仅有的几件衣服，在空荡荡的屋子里十分惹眼。屋子一角立着

一只破损的柜子，里面放置着辛苦了一年收回的粮食。里屋只摆放一张老式的木床，在光线暗淡的土坯房里显得苍老破旧。这两样东西是家中仅有的像样家具。

　　全村共60多间房，除了几户外出打工的人家的房顶上多了几片砖瓦之外，低矮的土坯房是这座村庄里最为普遍的建筑，零零落落地散布在一道狭窄山谷的最深处。1995年，这个叫筲箕凹的村庄被上级评为“小康村”。8年过去了，当年安宁市委、市政府授予挂在村委会大门口的“小康建设先进村”的牌子显得格外富有讽刺意味：不通路、不通水、不通电话、不通电视，人均年收入仅1000元左右，任何一个来自大山外面的人都会惊讶于这里的贫困，而更令人惊讶的是，这里居然还被冠以安宁市远近闻名的“小康村”的称号！ 比贫困村还穷的“小康村”

　　短短5公里的山路，越野车颠簸了约30分钟，才驶入群山环抱中的“小康村”。一路上，司机紧握方向盘，目光紧锁前方，显得格外谨慎。这是通往“小康村”的惟一道路：一条蜿蜒在田野中的土路，仅能容一辆车勉强通过，上面铺撒了一些小石子，磕磕绊绊的。

　　“去年勉强修了一下这条路，现在你们才能够进来。要是在三四年前，你们来到路口就要调头了，因为就算你们想挽起裤脚走都进不来，特别是雨天。”村民陶正良这样对记者说。

　　这些深居大山中的村民并不经常出门，他们的代步工具是原始的马车，有时干脆连车都不要，就凭两条腿走到几公里外的县街乡。通常，这需要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而村里上学的孩子，每天都要走着去乡里的小学、初中上学，一到雨天，去上学就成了问题，因为道路烂得走都走不出去。孩子们的愿望是某一天升入县里的重点中学继续学习，但因贫困，很多人的求学之路仅仅到此为止。

　　村里的路令村民怨声载道，这么多年来，政府没有派人修过这条路。后来，村里一个在某武警部队供职的人，其所在单位掏出几万元钱简单铺了一下路，村民们说不清他的职务和单位名称，只知道“他是干部”。

　　村里最富裕的人家，因为家中有人在外面打工，赚钱盖了砖房，房间里却只比普通人家多了一只放衣服的柜子和一台十来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村里信号不好，打开电视机拨弄半天只有满屏雪花，偶尔会出现昆明电视台的模糊影像。而“小康村”里最穷的人家，一家4口人，一年的收入才500元，这些收入是靠村里最普遍的劳作——养猪、养鸡、种辣椒换来的。每天清晨，家里人都要扛着工具，步行很远去山上的辣椒地里耕作，以赚取每年微薄的几百元收入。

　　深藏在山坳里生活，喝上自来水是村民们不敢奢望的事情。全村水源还算干净的地方只有三处，村民自己动手在这些地方挖了坑取水用，但水质很差，都是田里的水渗过去的。记者跟随村民张明军老汉到离家几百米远处的一个小水坑去挑水，正逢雨季，往坑里一看，只见水呈暗绿色，上面漂着一些杂物并且飞满了小虫。村民告诉记者这已是村里最好的水源了。

　　“每天天不亮我就要来挑水，来得早，水会多一点，也会干净些。”张老汉已有了些挑水经验。老人的两个儿子如今都分家出去过了，家里只剩他和老伴，为了喝水，老人只得每天步履蹒跚地到水坑旁排队。

　　令人担心的是，这些直径1至2米的水坑中渗出的水全是从撒过化肥、农药的田里冒出来的，所以差不多都有毒，未经净化处理就被饮用。长期以来，村里许多人都患上了肠道病。

　　村委会主任樊兴义的表情有些沮丧，他介绍说，村里年人均收入仅1000元左右，而安宁市许多贫困村的年人均收入都超出了这个数目，但安宁市的扶贫攻坚村名单中却没有筲箕凹村。一个比贫困村还穷的村，居然被评为“小康村”，其中到底是什么缘由？

　　一个玩笑，一个谎言

　　筲箕凹村里栽着许多水蜜桃树，但长势都不好，果园里的桃树有的已经荒废了好几年，而有的已被村民砍掉改种辣椒、包谷等农作物。村民宁愿种辣椒也不种水蜜桃，因为种辣椒能卖个好价钱，而种水蜜桃却损失惨重。

　　一年前，安宁市是隶属昆明市的一个县。2002年，安宁撤县改市，并一跃成为“百强县”。安宁县的经济以工业为主，以昆明钢铁公司为代表的大型企业在县里不算少数，整个县的工业实力比较强，农业相对薄弱。

　　乡里干部为了摘掉农村贫困的帽子，也做过尝试。1993年，安宁市茶桑果站引进了一批北京水蜜桃在筲箕凹村栽种。1995年是水果旺季，筲箕凹村种的水蜜桃卖了好价钱，那两年，筲箕凹村的年人均收入从开始种水蜜桃时的900元左右上升到1500元左右，农民喜获丰收！村民的喜悦还未消散，一个好消息继续传来：安宁市小康办授予筲箕凹村“小康村”的荣誉称号。许多村民还蒙着一头雾水就看见村委会门口挂起了“小康建设先进村”的牌子，当时筲箕凹村的农民并未料到这块牌子将给他们带来不幸与悲愤。

　　评比“小康村”到底是什么标准？

　　据了解，评选标准共有三条：首先，年人均收入要达到1200元；其次，要通路、通水，解决人畜饮水；最后，家家要通电视、通电话。当时的筲箕凹村仅仅达到第一条标准，还未通自来水、未通电视、未通电话，就被达标心切的乡、村干部向上级推荐申报了“小康村”。

　　安宁市委、市政府没有经过认真核查，就将筲箕凹村的“荣誉”批了下来，筲箕凹村就如此不明不白地进入“小康”生活。

　　这个被硬加上“小康村”称号的村庄，在水蜜桃旺季过去后，生活又恢复了原先的贫困状态。因为先前的主要经济来源——水蜜桃市场行情不好，加上村里桃树开始老化，其他村也有人开始种植桃树，“桃子根本卖不动！”一位村民告诉记者。

　　当年在任时，目睹筲箕凹村戴上“小康村”帽子的原村长已经辞去职位。提起他，村里的人都很忌讳。倒是一些淳朴的农民道出了实话：“我们村确实连贫困村都不如了，为什么还非得让我们继续戴着‘小康村’的帽子遭人闲话？” 遭遇摘帽的尴尬

　　对于“小康村”这个徒有虚名的称呼，筲箕凹村的大部分村民感到深恶痛绝。

　　“不通路，不通水，有个黑白电视还收不到台，吃糠都没水拌，这叫哪门子小康村？有些干部为了给自己的乌纱帽增光添彩，连基本的做人良心都不讲了，撒谎从来不脸红。”

　　荣誉的光环虽然耀眼，但被人识破便会遭到鄙夷。不断有山外的人闻讯前来筲箕凹村参观学习、考察“取经”，但当他们看见这里的村民吃饱穿暖都有问题时，大多失望而返。出村时，来的人有时还会嘟囔一句：“原来是个吹出来的‘小康村’！”每当这时，村民们就会无地自容，有一种被扒光了衣服的感觉。

　　看见乡亲们备受“小康”虚名的折磨：行路难、饮水难、用电难，一贫如洗的村委会无力解决，村委会主任樊兴义决定找市扶贫办要点扶贫款暂缓难题。5里长的山路弯曲陡转送樊兴义到了县街乡，再搭上汽车辗转1个多小时才来到安宁市。那天的经历让樊兴义至今难忘，他感慨地回忆说：“我们去找市扶贫办请求帮助，谁知扶贫办的人把我们狠狠地奚落了一通，‘你们不是小康村吗？来找扶贫办干什么！’”

　　樊兴义气愤地说：“如果不是‘小康村’，饮水问题早就解决了。”其他的贫困村受到了政府接济，而同样贫困甚至更加贫困的筲箕凹村只有在这个虚假的“小康村”奖牌下艰难度日。

　　村民们不堪忍受“小康村”帽子给自己带来的屈辱和讥讽，他们知道当初给筲箕凹村戴上尴尬帽子的是安宁市小康办，于是村干部向小康办提出要撤消筲箕凹村“小康村”的称号。小康办的答复是，评比“小康村”是当年（1995年）的一项活动，现在已经没有这项评比了，所以没有办法摘帽。但据了解，安宁市仍有“小康村”的评比标准——人均年收入2000元。

　　县街乡一位副乡长反问前来采访的记者：“谁说的没水喝，谁告诉你们的？”记者回答说是听村民反映的，这位副乡长竟恼怒地说：“村民反映的？那你们找村民去！”

　　部分村民曾向当地几家媒体反映情况，但大多石沉大海。只有昆明电视台将筲箕凹村当选“小康村”背后的“政绩工程”内幕搬上了屏幕。村民们通过村里惟一的一台黑白电视机准时收看了这期节目：电视里，村里一个老太在镜头前发了些针对领导的牢骚。有些老实的村民不无担心地说：“就爱出风头，让当官的看见不好。”

　　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并未引起有关部门重视，筲箕凹村继续着一贯的贫穷和尴尬，继续充当无奈的“小康村”，继续苦熬着为领导的政绩“增光添彩”。

　　摘去这个“小康村”的假帽子比戴上“小康村”的真帽子还难？“小康村”是谁撒的谎言，又是谁不肯把这一谎言戳穿？有关部门，是不愿面对老百姓的现实生活，还是懒得理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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