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专访清华大学“全球化时代中国国际舆情分析”课题组成员史安斌

　　本报记者北芒

　　为了进一步了解清华大学国际舆情分析报告以及目前海外媒体报道中国的最新情况，本报记者走访了清华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史安斌先生。

　　《国际先驱导报》：李希光先生曾经写过一本《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这次清华大学重就此话题做出舆情分析报告，是出于何种考虑？

　　史安斌：“妖魔化”这个词是1996年提出的，是一种新闻化的提法，它在提出之后立即获得了海内外话语圈的认同。但在七年后的今天，我们需要根据新的语境对它做出修正，这也是我们做舆情分析的初衷。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对外交往的增加，我们做这个课题的意义在于，中国外宣部门非常想了解海外媒体是如何报道中国的。舆情分析可以提高中国对外宣传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比如我国有关部门前不久在法国进行的宣传活动中，在聘请法国公司设计的小册子中有关北京同性恋酒吧的介绍，在性方面非常开放的法国人就会觉得北京也是一个具有多元文化和包容性的城市，会改变他们对中国、对北京的刻板印象，而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

　　《国际先驱导报》：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的基本框架是什么样的？

　　史安斌：美国媒体报道中国的框架可以十分粗略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1989年以前，那时候的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采取的是一种接受式的框架。它们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地方，而北京则是“都市里的田园”。那时的美国媒体基本上对中国的情况是接受式的，与当时中国主流媒体话语有许多相似性，较少有自己的解读。

　　第二个阶段是1989年到1995年，它们在这一时期采取的是对抗式的报道方式，采取一种完全和中国对着干的态度。经常出现在美国媒体上的报道和照片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做完全对立的解读，这正是李希光等学者提出的所谓“妖魔化中国”。

　　第三个阶段的框架我们称之为调和式的。这一阶段是在1995年以后，美国媒体开始摒弃原有的“冷战”思维，根据自己的国情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比如“三个代表”，美国人不太理解为什么中国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要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他们把这个思想看成中国培养中产阶级的信号。因为在美国，中产阶级是其社会的主体，所以他们认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我们的外宣工作还有很多解释性的工作要做。

　　《国际先驱导报》：那么他们一般采取什么样的技巧？

　　史安斌：主要是采取放大细节的方法。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国人过圣诞节时，喜欢采用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图片，比如圣诞树前站着一个武警。虽然记者什么也没说，但是图片暗示了中国虽然开始接受西方的一些东西，但仍然是一个警察国家。

　　《国际先驱导报》：您认为以美国媒体为代表的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这几年有什么新的变化？

　　史安斌：主要是报道更加全面一些。以前美国媒体很少关注中国的党代会，但是去年的十六大，美国媒体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纽约时报》更是在第一时间摘录了十六大报告。而且现在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可读性也更强一些，对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都有报道。记者也较少像1995年以前那样经常在文章中发表完全不顾中国国情的言论。

　　《国际先驱导报》：那么这几年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正面报道和中性报道是不是有所增加？

　　史安斌：我认为在“冷战”结束后，所谓正面报道、负面报道在现阶段是一些不太准确的称谓。我更愿意把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按照上面的三种框架来划分。因为很多报道已经很难说它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了。

　　《国际先驱导报》：您认为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与两国关系的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史安斌：我们认为，这几年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并没有出现什么大起大落的现象。一个是因为中美关系近年来并没有太大的起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从官方到民间都认为，保持和中国的接触非常重要。当然，这和信息逐步走向公开和透明有关系，这对海外媒体客观报道中国有很大的影响力。

　　我们一直认为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是不公正的，这种观点无可厚非。但是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反思一下，我觉得这跟我们的某些部门对外信息交流不充分也有一定关系。过去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接受国外媒体的采访，尤其是在危机出现的时候，那么外国记者只有通过小道消息来完成他们的报道。这样就很难保证其报道的客观性和准确性，反而创造了对我们不利的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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