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秋风

　　SARS去了，SARS有可能要来。但这一次，至少到现在为止，民众似乎并没有像4月中旬听到新闻后那样恐慌。

　　如果说，上一次829人的生命、数十亿元的医疗投入及数百亿元的间接损失令我们有所受益的话，那我们或许可以用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许锐恒的一句话，作为一个不错的回答：“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不论对于政府、公共卫生部门还是媒体来说，诚实、公开、透明永远是上策。”

　　这句话值得我们记住。

　　政府拥有这个社会最健全的信息收集与统计体系，所以，民众都指望政府提供真实的信息。真实的信息既可以帮助政府作出正确的决策，也可以给民众发出准确的信号，使他们根据自己的条件采取适当的自我保护措施。问题是，我们如何确保政府公布的信息为民众所相信？

　　从根本上说，民众所能信任的只能是制度，而不可能是某个具体的官员或数字。因为，民众实在无法了解一个官员的道德情操如何，无从确切地知道某个官员的话是否值得我们信赖。但假如有一种制度，有利于选拔说真话的官员，设计了种种保证政府官员讲真话、对民众负责的机制，在这些机制的约束下，官员不得不秉公行事，不得不尽最大的努力获得公众的信任。长此以往，公众自会根据经验，对作为一个整体的官员们、也就是说，对于政府发布的信息，保持一种基本的信任。即使是有若干官员偶尔失信，也不会从根本上动摇公众对于政府发布的信息的真实性的信赖。

　　因此，信任乃是一种有利于形成信任的制度长期运转才逐渐形成的习惯性倾向。信任不仅仅只是一种可以指望于个人修养的私德，而是一种与制度安排联系在一起的政治公德。只有一整套这样的制度安排，才能在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起自愿的、从而是稳固的、并且在紧急状态下会体现出强大感情色彩的信任关系。相反，一个缺乏这种制度安排的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很容易产生隔阂，你说你的，老百姓却宁可相信小道消息，相信诈诈唬唬的消息。

　　另一方面，政府公布的信息，需要经过媒体，才能为公众了解。在这里，民众同样更多地只能信任作为一个整体的媒体和某个具有信誉的媒体。从根本上，读者没有办法判断媒体的某一具体报道是否真实，他们只能根据媒体赖以活动的制度框架来进行粗略的判断。

　　这样的判断当然会出错，但这已经是经验教给公众少犯错误的唯一办法了。在特定时期，某个没有信誉的媒体对于某一具体事件的报道，从全知全能的上帝的角度看，可能确实比有信誉的媒体更真实。但是，这样偶然的真实，会因为它以往经常的不真实而被忽略。

　　因此，不管是对于政府还是对于媒体来说，在一件事情上做到“诚实、公开、透明”，可能并不是很难的事情，只要主其事者下定一个决心就可以做到；难的是建立一种在所有问题上都大体能确保政府发布的信息、媒体对信息的报道“诚实、公开、透明”的制度框架。而假如没有这样的制度框架，那么，在一个具体问题上的“诚实、公开、透明”，往往也并不足以取得民众充分的信任。

　　(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