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 晨
这是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可又是个让人不得不说的话题，在这个世界有了第一个“预防自杀日”时，真应该想想“他杀”这个不出现在自杀现场的凶手。
按照世卫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或许中国已成为高自杀率国家，但我绝不相信今天的
中国是自杀的高发期。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今天的中国都处于上升期，社会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就拿媒体对自杀问题的报道与议论来说，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也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仿佛今天的中国成了自杀高发期。
就我有限的阅历看，中国自杀的高发期是在“文革”期间。我就曾在年青时经历过六个同龄人于一年内自杀之事。每一次自杀都如同一个炸雷在心中引爆。经历多了人也有了几分麻木，思维顺从于时髦的慷慨，指责自杀者懦弱、经不起艰苦环境的磨练。在有足够的时间后，反思自杀者的决绝，我才感受到自杀者其实多为他杀。而这个“他”有时是显露的，有时是隐蔽的。可无论怎样飘忽，只要寻找总能找到“他杀”的行踪。一年中的六个自杀者均因为出身不佳，为一点极可笑的小事遭到没来由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是对人一般的羞辱，而是对人格的肆意践踏。那时很有一些名人也因此或沉湖、或跳楼、或上吊、或仰药。以名人的学识和智慧尚不能抵御这种伤害，何况混迹于民间的20岁左右的小青年。
自杀者多为他杀，绝不是“文革”的专利，战国时的屈原其实是被楚王和周围的小人所杀，明代的李贽是被不合理的制度所杀。今天社会生活中仍时有自杀现象，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要使这种关注发挥作用，绝不能简单地按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在其《自杀论》中提出的“自杀必须列为不道德的行为”来认识自杀。在这里用“不道德”看待自杀，不仅失之简单，也可能掩盖了更大的不合理与不道德。
其实活着的人都该想一想自己是否直接或简接地参与了自杀者的自杀，从而去除不合理的因素，倘连这一点都做不到，任何“预防机制”都不可能发挥作用。当然对王宝森这样的自杀者不必宽容，但也应看到王宝森的自杀仍然是一种表象，这种自杀表现的是官员虽不受监督，但没有监督就可能走向死路。而河南首富乔金岭的自杀则是他人将其陷于债务之中，“他杀”的痕迹非常明显。要使自杀成为偶然，必须最大限度地排除自杀中的“他杀”因素，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性系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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