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专家以为就业环境之改善有赖于国家决策尤其是就业政策的调整，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想法。专家们所犯的错误在于，他们以为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动已经跟自己的生计无关，他们不能因此思考民权的表现形式、民权跟民生的利害关系

　　目前，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环境之严峻令人惊心，更不用说下岗工人、进城农民的就业机会之狭窄早已成为一个海内外瞩目的社会问题。一些专家为此研讨，笔者有幸参加了几次就业问题的座谈，从中得到不少启示。但在敬佩之余，笔者跟专家们的意见仍有一个关键的不同。大部分专家以为就业环境之改善有赖于国家决策尤其是就业政策的调整，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想法。

　　就像民众看到、中外有识之士承认的，我国的改革开放在民生领域取得了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但当初“一改就灵”、“一放就全民受益”的现象也误导了人们的观念，即民生主体被忽略，人们过于寄望国家公权力乃至资本者们的作为：工人要有工做，就指望海内外的商人投资办厂；农民要能有饭吃，就看乡村干部是否有良心；大学生能否充分就业，就看国家政策提供的空间大小。我没有想到的是，专家们也跟普通人一样作此等想。

　　就像民众看到、中外有识之士承认的，我国的改革开放是权力、知识和资本等资源不断向下分解、流布从而再生产创造的过程，这个资源变动之剧烈举世罕见。今天，人们可以开玩笑说，没有人还在使用15年前的财富，没有人还拥有15年前的权力，也没有人使用15年前的知识。这个玩笑的深层意义在于它提醒人们不变之变：民族、社会和个人的生存发展需要有所积淀。

　　众所周知，当资源分解到地方、部门之后，即遇到瓶颈：所谓的国情瓶颈、民族特性瓶颈、体制瓶颈，于是，分权不仅告一段落，而且有了令社会学家事后惊讶不已的资源重新集聚的“后期改革现象”，乃至有了令今天的专家学者痛心不已的行政权侵犯产权、大公权侵蚀小公权的现象。也就是说，资源分解所获得的民生成就因此被抵消了不少。

　　专家们所犯的错误在于，他们以为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动已经跟自己的生计无关，因为自己已经小康，永远进入了某种谋生就业的稳定秩序。他们因此看不到资源只有从中央到地方、部门分解到每个公民那里才算结束，才能消解瓶颈的制约，才能实现社会持续经久的繁荣。

　　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我们的民权思想或民权理论还相当薄弱。研究就业就是在研究怎么把人的肚子填饱。然而就业主体如果失掉权利，不就跟嗷嗷待哺的孩子差不多？只有就业主体明晰权利并知道如何捍卫自己的权力，我国众多的人口才会成为有效的人力资源。这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道理却在真实的生活中为专家们忽视。

　　只有生存在生计边缘的人才会有与生计相关的切肤之痛感。虽然专家们注意到上海、武汉、南京等城市清理民工人力车的现象，但他们只能指责地方官员的目光短浅，而不能思考弱势者的权利争取。就像他们在谈到北京的市民跟物业斗争、湖南江苏的农民自发维护公共权力、公共物品一样，他们不能因此思考民权的表现形式、民权跟民生的利害关系。

　　今年北大发生了两件与新闻有关的事件：陆步轩长安卖肉；以及北大教改。这两件事，都多多少少跟民权得不到正当体现有关。尤其是北大教改，跟无数的专家学者的生计有关，却因为民权的无从体现、学者的怯懦(可怜他们只能写文章表表态)，从而不能有效地制止行政权对公民劳动权的肆意侵犯。既然专家学者把民生民权看作是跟他们无关的，报应就如此迅速地体现，不必等报应降临到他们的亲人头上，也不必等报应徘徊15年。

　　我国的民生成就现在是什么状况？用专家学者的话说，我们的工业化已经失衡，我们的城市化质量不高，由于大部分城市的社会分工、专业化、技能化偏低，并不算多的大学毕业生们只能挤到少数几个都市里才能人尽其才，发挥作用。就业的瓶颈因此呈现。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北大某权威人士说：毕业后卖肉没什么大不了，他其实是自以为有了“刑不上大夫”的精英保险，他不是我们中间的一员。

　　是时候了，是抛掉他们和我们的分别，抛掉狭隘的就业观念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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