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开春，一种在显微镜下放大几万倍才能看到微生物搅乱了人们的生活，短短几个月，SARS病毒袭击了中国的26个省、市、自治区。近六千人被感染，300多人被夺去了生命。这种新型病毒不仅给我们带来了创痛，还对我们的公共信息系统提出了挑战。人们比任何时候都热切期待信息公开和知情权的实现。而非典也的确使政府加快了信息公开的步伐。

　　9月初，《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起草完毕，这部条例首次以法规的形式规定了政府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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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责任和义务。近几个月，北京、上海、河南等地政府新闻发言人纷纷亮相。有关人士预测，新闻发言人的出现会给政府信息公开带来实质性突破。

　　作为最早出现非典疫情的地区，广东省及时发布有关信息，对于稳定民心起了很大的作用。曾经有一个广州市民说，我心态的平静程度式与政府信息公开的程度成正比。现在看来，这话真是不无道理。非典时期，疫情严重的广州市始终没有停工、停课，除了早期的恐慌，始终没有出现大的动荡，主要归功于政府及时发布新的信息，在这方面，也得力于广东省十几年来一直推进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它使得政府在突发事件面前，信息的发布有条不紊，坚定了人们对政府的信心。那么广东的新闻发言人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它们的做法对于我们有些什么启示呢？

　　新闻发言人对很多人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1983年我国开始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在人们的印象中它似乎更多的是出现在外交或外宣场合。随着今年以来，各地新闻发言人的亮相使这个由来已久的制度，开始离普通人越来越近。各部门各地区相继推出的新闻发言人成为政府和民众沟通的桥梁。广东作为改革开放较早的地区，十年前就有了自己的新闻发言人，现在已经形成相对成熟的运行机制，人们逐渐习惯于借助这个渠道了解自己关心的各种信息。

　　广东省新闻办主任李守进：“现代政府要面对群众的迫切需要，了解知情欲望，政府要把一个阶段重要的决策，特别是与群众息息相关的，你要告诉群众，这样群众也对政府有一个信任感。”

　　广东省政府新闻办是全省新闻发言人制度的直接建设者，多年来，这个不到十人的小团体直接搭建了广东省各级新闻发布会的平台，而且建立了一整套信息发布的网络，一旦有突发事件，很快就能启动新闻发布机制。9月17日，就在我们记者到达广州当天深夜，香港的一家媒体刊发了一幅照片，宣称广州市又有两个非典新病例死亡，一旦这个消息属实，势必引起对于非典的新一轮恐慌，对于刚刚走出非典阴影的广东这无疑是个生死攸关的消息。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立刻召集省卫生厅和各大医院领导，仔细核查了全市的情况，证明这纯粹是谣传。广东省新闻办主任李守进出席了这个在深夜召开的紧急会议，并且很快拟定了防止谣言进一步传播的应对方案。

　　9月17日23：30，深夜的广州还没有被来自香港的这条消息惊动，但如果不及时辟谣，明天一早势必会引起强烈震动。能否抢在明天之前将真实信息传播出去至关重要。李守进得到来自卫生部门的确切消息以后立即赶回办公室，此时他的工作团队已经全部就位。

　　他马上安排工作，“传说广东又新发现了非典的病例，实际上跟卫生部门还有各大医院都核实过了，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发现新发现非典病例和疑似病例。王义军同志一会儿根据省卫生厅提供的事实写一个新闻稿，请梁珊同志联系一下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商报》，《澳门日报》马上留下版面，争取明天就发出来。网络呢，你可以给南方网、大洋网明天同时来登这个消息。”

　　接到任务，大家分头忙碌起来，不到半小时，梁姗联系的港澳媒体都答应预留明天的版面，而负责文字的王义军已经拿出了初稿。

　　时间已经进入18日凌晨0点10分，新闻稿经过仔细斟酌最终定稿，0点30分，一份回应海外谣传的新闻稿发往各主要媒体。第二天一早，海内外的主要报纸都刊登了广东省没有出现非典新病例的消息。几乎和刊发谣传的报纸同步到达读者手中。由于反应及时，这条假消息没有引起任何虚惊。

　　广东省新闻办主任助理王义军：“主渠道、正面渠道要及时地说话，所以他对一些传言或者对小道(消息)才有遏制作用。”

　　9月17日深夜的抢发新闻，是广东省新闻办公室里最常见的工作场景，也是他们最常使用的新闻发布方式。十几年来广东已经形成了灵活多样的发布形式，除了人们熟知的新闻发布会，他们还经常将发布会放到新闻现场。广东特殊的地理位置是最早催生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因素，目前广东省有9万多家三资企业，常驻外国人有16万多人，他们对新闻发布都有着客观的需求。

　　李守进：“目前广东的认识就是，良好的新闻信息环境也就是一种良好的投资环境。你没有良好的新闻信息环境，那些重要的举措，这样人家会望而却步，”

　　广东由于毗邻港澳，境外媒体关注度很高，每天至少有50名港澳记者持旅游签证入境，他们经常第一时间赶到事件现场。为此，李守进认为，重要事件发生时，新闻发言人要更早地到达现场，掌握信息发布的主动权。

　　“在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时效性往往决定导向性，那么与其事后我们做大量的解疑释惑的工作、做澄清的工作，不如我们先入为主地去做我们的信息发布工作，主动地引导境内外的舆论。”

　　为了随时掌握最新信息，省新闻办与110报警台、120急救中心等机构都随时保持紧密的联系。并且跟踪网络和媒体的关注热点，了解人们的信息需求，以便有针对性地策划新闻发布会。新闻办的年轻人崔朝阳每天的工作就是阅读港澳台的报纸，收集和分析舆情。

　　崔朝阳：“每天要看这么厚的一摞报纸，平时主要看的是针对它的新闻版和评论这些内容，比如像现在一篇讲粤港合作新模式的前店后厂，这是过去广州和香港合作的模式。现在强调一种新的前店后厂的模式，这种模式香港媒体做了大量的报道，他就希望从中琢磨一下我们广东这种新的动向。我们就要把这种报道给收集起来，然后分析一下报纸会关注哪些问题，他们现在对这个新的前店后厂模式有什么态度，他希望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

　　李守进：“网络舆情动态、港澳舆情动态，每一天我们都编一期，还要及时地掌握媒体他们关注广东的一些问题。”

　　记者：“像非典时期这样的，舆情动态是不是更多更密集一些？”

　　“很密集。差不多每天一期，而且是当天就看、当天就出，及时向有关部门专人送到。”

　　广东省最早出现新闻发言人是在1990年，在那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新闻发言人更多的像一个符号，只是在特定的场合出现，人们也只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他，而现在，人们已经可以在越来越多的场合看到新闻发言人的身影，往往在突发事件现场，新闻发言人会和当事人同步出现，并且在现场发布最新动态消息。正是因为形成了制度化、规范化，广东的新闻发言人才真正地成了一个动态的信息发布员。

　　在广东省，新闻发言人制度从1999年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这一年，广东在全省15个部门设立新闻发言人和新闻联络员，由省政府新闻办定期举行情况介绍会。2001年，设立新闻发言人的省级部门增加到27个，并且推进到全省15个地级市。就在这一年，一场发生在湛江的爆炸案，对于广东省新闻发言人机制对于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进行了考验。

　　2001年12月14日凌晨4点50分，湛江市霞山区处在熟睡中的人们被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惊醒，随后的10多分钟，爆炸声再次接二连三地响起；此时在广东的另一个城市江门也同时发生了多起爆炸。这起同时发生在湛江、江门两地的23起爆炸造成5人死亡、7人受伤。此时距美国的9.11事件只有三个月时间，一时间国内外散播着关于爆炸的各种传言，许多人由此惊恐不安，担心911事件在广东重演。

　　李守进：“又有说恐怖组织已经进入广东了，又有说是法轮功分子的人为破坏，还有种种猜测。那么一下子对广东的形象造成了很负面的影响。”

　　为了及早澄清真相，消除人们的疑虑，李守进连夜赶往出事地点，协助公安机关召开现场新闻发布会。“赶快买机票从广州飞往湛江，一边就告诉媒体我们要在湛江某个时间、某个地点要举行新闻发布会，要公布12.14爆炸案真相。那么一边我们在坐飞机往湛江的路上在候机的前面，和下了飞机的这一段到途中，我的手机就不断接到境内外媒体的咨询。我就一一告诉他们时间、地点，让他们尽快赶来。”

　　爆炸案发生36小时之后，公安机关就迅速破了案。犯罪嫌疑人林国坚为了报复他人，把自己制作的炸药放在不同地点，然后用传呼机引爆。120多名境内外记者参加了当天在案发现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广东省公安厅副厅长：“这是一起因家庭与他人经济纠纷引起的，对当事人报复的重大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林国坚已在爆炸现场自爆身亡。”

　　广东电视台的节目也及时做出了相关的报道：“这里是湛江市峡山区海景路第一期别墅区71栋，犯罪嫌疑人就是在这里自爆身亡的。记者在现场看到三楼的窗户被炸得千疮百孔。”由于案件信息的及时发布，人们通过媒体了解到这起连环爆炸案的真相，海内外媒体的各种猜测和谣传迅速平息，也由此避免了大面积的恐慌。

　　由于反应迅速，一度沸沸扬扬的湛江爆炸案很快归于平静，对于李守进来说，这是一次有价值的实战演习，他由此认识到，要使新闻发言人真正做到灵活、动态、反应迅速，还有很多路要走。他在组织过多次的新闻发布会后，发现当务之急是提高各部门新闻发言人自身应对媒体的素质。为此，省新闻办牵头举办了多次新闻发言人培训班，请国内外著名的公关公司对他们进行培训，从他们应对媒体的技巧到言行举止都系统地进行训练。这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使得他们在年初的非典到来时表现得从容不迫，在突发的危机面前充分发挥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的作用。

　　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对于广东的新闻发言人制度来说是一个检验，在整个非典时期，广东省新闻办先后举办过10多次新闻发布会，人们从中了解到事情的最新变化和进展。由于有了来自于正规渠道的信息，小道消息很快失去生命力，政府和民众在灾难面前共享信息，同舟共济。在这个过程中，2月11日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今年1月2日，广东省卫生厅接到河源市关于出现传染性肺炎的报告，人们由此迎来了今年最大的挑战。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智琼：“1月2号是我亲自接的电话，河源市的卫生局长杨关友给我打电话，说他们那里有几个奇怪的病人。有两个病人得了肺炎以后，又传染给8个医务人员。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是有问题了。”

　　非典的初次露面似乎只是试探了一下虚实，它强烈的攻击性直到春节前后才开始显现。1月31日，就在大年三十晚上，广州四家医院开始收治不明原因的肺炎病人，并且出现了第一例死亡病人。随后的一周进入高发期，每天新增病人突破50人。2月8日，是春节结束上班的日子，危机从这一天开始浮出水面，一个非同寻常的消息通过手机短信开始在广州蔓延。整个城市陷入恐慌之中，最终演变成一场遍及珠三角地区的抢购风潮，板蓝根、白醋的价格上涨了几十倍。

　　王智琼：“9号晚上，很多记者打电话给我，说你出来看看，老百姓都恐慌得不得了，都在抢购板蓝根，说板蓝根能预防又不知道是什么病，很恐慌。又有的人还抬价，把那些板蓝根就抬到很高的价格。我们的电话就不断了，有亲戚、同学，还有很多外省外地的人都问我们到底那是什么病。”

　　李守进：“有一些猜测说是广东出现了什么炭疽病，又说死亡了多少人了，又是哪些地方出现了封城了。境外媒体当时用的最标准的标题就是说，广东发生了夺命的神秘病。我们有个统计，2月8日，广东省范围内手机短信是4100万条。到2月9日，是4500万条。到2月10日，是将近5100万条。我这个数字应该是基本准确，可能每一个不一定说得很到位。这个时候在网上流传的，在手机信息里流传的各种各样的信息都有，在这个时候老百姓需要的是一个来自政府部门的权威的信息。”

　　2月10日，各种关于怪病的传言达到最高潮，恐慌继续蔓延，省新闻办以特急文件的形式向省委省政府上报《重大境外舆情专报及建议》，建议尽快召开新闻发布会，回答人们的各种疑问。他们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复。第二天上午，广州市政府召开了第一次关于非典疫情的新闻发布会，通报有关情况。

　　广州市卫生局局长黄炯烈：“今年的肺炎是以非典型肺炎为主，这种肺炎它的表现是起病很急，以发热为首发症状，伴有干咳。至于近日以来社会上出现了关于这种疾病的各类谣传，有的说是生物武器的袭击，有的说是莫名其妙的病毒，有的说是鼠疫的传播这些都已经被证实是谣言。我说的已证实，是实验室的证实，是科学的证实它是谣言。”

　　当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又协助广东省卫生厅举行了记者见面会，著名专家钟南山以院士的声誉做担保，告诉大家，非典并不可怕，完全可治。

　　李守进：“当时因为他们这些卫生厅的领导和专家都处在抗非典的第一线，非常疲劳，而且工作节奏很紧张，他们不可能分心去了解境内外媒体所关注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当时就根据我们所做的舆情动态的分析，整理了一份大概15个问题，在2月11日下午的省卫生厅所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卫生厅的厅长和有关专家就根据我们提供的这十几个问题做出了回答。”

　　当地的媒体对当时的新闻发布会做出了报道：广东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智琼向境内外媒体和各国驻广州总领事介绍广东省防止非典情况。

　　王治琼：“我们都是实事求是地跟大家讲，比如说我们确实那时候还没找到病原体，还在找。后来找到病原体了，冠状病毒从哪儿来我们不清楚，所有这些我们都把它讲给大家听，大家也很理解。”

　　王义军：“这两场发布会开完之后，我个人感觉是立竿见影。在9日和8日的这种恐慌，到了11日开了发布会之后，第二天整个市面就风平浪静，而且由于我们正面的渠道有了声音，小道的消息就受了很大影响，应该说基本上不被人所相信。”

　　2月11日的两场新闻发布会之后，整个广州对白醋和板蓝根的抢购风潮很快停止，价格回归到以前的水平。一个月以后，发生在广东的一切又在几千里外的北京重演。3月下旬开始，非典型肺炎蔓延到北京，同样是各种似真似假的小道消息，同样是抢购风潮，同样是空前的恐慌，4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强调：要定期向社会公布疫情，不得缓报、瞒报。4月20日，国务院召开新闻发布会，从这天开始中国政府每天通报非典疫情。

　　4月30日上午，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举行第二次新闻发布会。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联合工作小组副组长王岐山向中外记者介绍了北京防治非典型肺炎的工作情况。

　　虽然非典的威胁依然严重，政府每天公布的感染和死亡人数让人揪心，但危机面前人们恢复了理性和对政府的信任，这种信任来自政府在新闻发布会中表现的真诚和坦白，它成为人们直面危机的勇气和力量。

　　莫高义：“从新闻发布的角度来看，(非典)留给我们可以思考的东西是非常多的。正是因为政府各个部门保持了和社会通过媒体有一种很充分的沟通，维护了整个社会的安定，而且保证了各个方面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现在我们讲服务型的政府，信息服务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只有信息的充分沟通，这个社会保持临危不乱。即使有了问题，大家都人心安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2003年6月23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的旅游警告，并将北京从疫区的名单中除名。对每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值得纪念和回味的时刻。非典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它的影响将在许多方面显现，包括人们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理解和期待。9月19日，卫生部恢复每天的非典疫情通报。虽然非典病毒可能还藏在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但无论我们的政府和个人，都变得更加理性和冷静。

　　莫高义：“如果你跟他讲的都是官样文章，都是《人民日报》上能查到的话，那他就觉得跟你没什么好讲的了，就不能做朋友了。”

　　9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一个培训班引起了各界的关注。100名来自66个部委的新闻发言人和准新闻发言人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首次举办的新闻发言人培训班，他们在为期5天的学习当中，系统地接受了突发事件应对、回答问题技巧、媒体公关等方面的培训。外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政府信息公开走向制度化的一个信号。

　　经历过非典的难忘日子，从政府到百姓，对信息公开都有了深刻的认识。人们的知情权被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非典过后出台的《突发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对于突发事件的应急报告制度、举报制度、信息发布制度有了明确的规定，而即将于年底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确指出，政府信息公开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这意味着我们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了解政府的相关信息。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央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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