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洪波

　　公认的原则，未必没有问题。自从讲起“法制”以来，没有人不说要“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讲起“法治”了，很多人还是拿这三句话管总，好像特别忧心于没有章程来管人似的。

　　我想，对于没有法例的情形来说，当然不免多说“有法可依”的好处，然而，“有法可依”，是不是任何事情就都要搞一个“法”来管呢？对此，我是怀疑的。

　　从小读历史的时候，我就知道，一个时代或者一个朝代“法网密布，动辄触禁”是很不好的。按照现在的流行看法，中国从来就缺少“法制”，以至于出现“文化大革命”这种无法无天的事情。但是，以“有没有法，有没有天”的观点来看，中国哪一朝哪一代不是特别地容易“捉到官里去，断送老头皮”的呢？因此，如果从“恶法非法”的角度，说中国历史上“无法可依”，有一定的道理；但要从“有管人的章程”来看呢，说过去“无法可依”实在是不妥当的。不过，就现在的情况看，有多少人说起“有法可依”来，不是讲的“管人的章程”？

　　我看到也听到太多的感慨，任何一个事情，只要搞得不顺，大家就说“必须有法”。有一次，我见到一个地方的领导对街上总有人扔东西说：“还是要搞个法管起来。”看看，就是街上扔东西，想来想去也“还是”要“有法可依”的好，别的做法都行不通的，好像有个“街上不能扔东西”的法了，街道也就好了。按这种“法律万能主义”的想法，我们到底要被多少个法管，世界才能变得清静，只有天知道。

　　现在，各地都在取消众多的收费项目、审批事项，这都曾经是“法”，可以管人，人也必须服它们的管。办个企业吧，“依法”来收费的不知会有多少拨人；建个厕所吧，“依法”要盖的章子恐怕有上百个。哪怕结个婚，也要“依法”提供很多的证明，接受一些项目的检查，办结婚证的过程本身就会成为一个“爱情坚贞度”的检验。至于还有多少“依法”而必盖的章、必办的证、必经的审批程序，最终也只是鬼打墙，谁知道呢。这些东西，都是为了避免“无法可依”而搞出来的吧，只不过是让大家不胜厌烦而已。

　　孟德斯鸠说过，“立法的美德是节制”，不能想“搞个法”就“搞个法”，什么事情都必须“有法可依”了才算法治社会。现在我们讲“政府只能做必需要做的事”，往往讲这样一个“发生学”上的道理，最初是没有政府的，后来因为需要才产生了政府，所以政府只能做那些必需它的事情，而不能权力过大，什么事情都管到底。同样，我也可以说，最初是没有法的，后来为了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于是有了法，那么也就不必什么事情都“有法可依”了吧。

　　我想，就是把“法”的用处说得再大，自由也还是常态，管制只是例外。要“搞个法”的时候，考虑相应事情是否一定要“搞个法”，不“搞个法”是不是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转，是不是“搞个法”的好处大于社会自行协调的好处，“搞个法”以后会带来怎样的相关问题，是否会搞出一个“恶法”，以及“搞个法”的程序是否能够保证社会意见的充分表达，应该都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