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余恨

　　新华社记者顾立林在采访河南登封市昌达煤矿透水事故时，被殴打致伤(据新华社电)。看到这样的新闻，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此前曾有新华社山西分社的记者在采访繁峙矿难时，被人用金钱摆平，引起舆论大哗，而此次，新华社的记者又被施以暴力。以报道事实为职业的记者，经常处在金钱与暴力的胁迫之下，其压力如何之大可想而知。问题是为什么记者在报道事实时，总会被人视为对立面？有什么样的事实不能公之于众？拿此案为例，登封市公安局副局长指挥抢夺记者手中相机，现场负责联系记者采访的宣传部副部长及安监局副局长则一旁静观，这三位的态度，恐怕不能简单地认为他们是自作主张。所以，即便事后在新华社河南分社的严正交涉下，3个人受到相应的处分，也不能说此事的影响就肃清了，扎在肉里的刺被用剪刀剪掉了，但在肉里的刺根还在，这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的。

　　这起码说明两个问题：舆论监督确实是有效反映社会“阴影面”的一个重要手段，而有关职能部门在处理类似问题上有让人不放心之处：只要公众不知道，事情往往就容易对付过去。所以当地政府处分了这3个当事人，是出于舆论的、上级的压力，还是出于制度的、纪律的自然结果，恐怕还很难说清楚。

　　在此案中，值得关注的还有这么一个细节，为了保护记者的采访权，中央办公厅还制订了有关支持新华社记者采访突发事件的文件，这可是其他媒体记者难以享受的待遇，按说，虽然没有成文的新闻法，但记者的采访权在其它相关的法律里是有保障的，可竟不管事，非得中央办公厅对新华社记者制订这么一个专门的文件，采访权是多么的脆弱便可想而知了。而就是这么一个威名赫赫的文件，也没有被人放在眼里，充当不了记者采访的保护神，那什么能够保护记者呢？真是不敢往下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