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时捷

　　“如果大家早点提高私营企业主的地位，我的今天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10月21日，28岁的刘江听到“私营企业主也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可能被写入宪法的消息后，将目光投向窗外，北京的夜晚，灯火通明。

　　“我的今天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6年前，刘江大学毕业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济南一家电子公司做客户，凭着良好的专业素养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他很快就成为公司业绩最好的员工之一。一年后，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刘江四处筹钱开了一家公司做电子产品的贸易代理，“那个时候太年轻了，觉得做什么都不在话下，生活里只有阳光。再说了，那几年IT业也才刚刚兴起不久，像我这么年轻的人，有自己的公司，能管七八个员工的可以说根本没几个。当时觉得自己很神气，整天张口闭口就是比尔·盖茨啊、索罗斯啊，满脑子都是些不切实际的梦想。”

　　刘江的高兴劲很快就被粉碎了。他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开公司和以前在国有企业上班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存环境。他要跟税务、工商、卫生……各个部门打交道。令他无法忍受的是，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看他的那种眼神，“总觉得你在拼命求他们，他们是爷爷你是孙子”。尽管做客户出身的刘江自认忍受能力和“来事儿”的能力都是一流，但每次从不同的部门走出来或者陪着笑脸把某个部门的的工作人员送出去时，刘江总忍不住在心里狂骂三字经。

　　最令刘江难忘的是一位居委会的老大妈指着他的鼻子说：“你有什么可狂的，像你们这种人在49年之前就叫资本家，共产党来了就枪毙。”尽管当时付之一笑，但刘江心理的疙瘩却一直没有解开。

　　“原本以为有钱就好了，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样的，我们这种人才是除了钱什么都没有。说得明白一点，有点小钱不多，谁都不会把你当一会事。甚至在我同学聚会的时候，大家都开玩笑说我就是一个‘摆地摊的’，觉得虽然有点小钱但赚的这么辛苦，还不如在机关、企业做事的同学受人尊敬。”

　　2001年，刘江的公司破产。他没有选择重新创业，而是考入了一家大学主修法律。今年，他硕士毕业后又考上了国家公务员。

　　现在在国家机关上班的刘江心态很平和，每天都有忙不完的文件等着他处理，没有时间再去回味多年前的那些往事。“但我有时候还是想，我们的社会环境应该对搞企业的人宽容一点，特别是小公司，其实真的很难活下来。一般人很难想象年轻人自己创业的艰辛，我们需要的是‘国民待遇’。有的事我简直都没法跟别人说起，你看看现在的我，你能想象当年我还想当中国的比尔·盖茨吗？”

　　学了法律的刘江对修订宪法的重大意义非常了解，“私营企业主的地位提高大概也就是这几年的事吧。我觉得不管是这个还是‘三个代表’入宪，都还应该体现在实际的政策层面和具体的法律操作中，但这个方向应该是没有疑问了”。

　　“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财产，有哪些权利”

　　翁明明永远都记得那场风波，尽管那年她只有5岁。

　　翁明明家在浙江舟山群岛的一个小岛上，很多年以来，小岛对于外面世界的变化都很不敏感。外地人只能用民风纯朴来形容这个地方。

　　前一年翁明明的弟弟出生了，翁家想再修一所房子。爸爸去乡里问，乡里给批了一块地，于是买砖、买石头，房子热火朝天地开工了。

　　修到一半，乡里突然决定在岛上修一条公路，那条路不偏不倚，经过翁家的地基。

　　“乡里算了那块地的的赔偿给我们，但是修了一半的房子，那些材料，一分钱没赔。”

　　那几天翁家愁云密布，妈妈抱着弟弟坐在角落叹气，爸爸一个劲地说：“我真是没想到会这样，咱们真是不应该一下子把所有的材料都买齐了。”

　　那场打击让原本就贫寒的翁家雪上加霜，直到差不多十五年后，翁家才搬进了另一套新房子。在此之前，翁明明一直睡在客厅的过道上，直到19岁考上大学。

　　事实上，在那个小岛上，翁家是标准的“无产阶级”。“我后来上学学政治的时候就总想，我到底属于什么阶级？说我们家是农民吧，没有地，国家规定农民都要分地的啊。工人肯定谈不上，就说是渔民吧，我爸爸也没有参加渔业队。”

　　翁明明的故事是一个普通的故事，“我们那边好多人都是这样的，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财产、有什么权利，不知道自己是什么”。

　　直到听到“私有财产保护”要写进宪法的消息，学了多年政治的翁明明仍不明了，“到底什么叫私产，我觉得这个定义一定要清楚。因为我们国家很多时候都是公私不分的，还有一些公产和私产是附着关系，我觉得很难区分开。另外，比如在农村，很多农民就是不知道哪些是私有财产，哪些应该受保护，又应该怎么保护。我想这个教育工作一定要跟上才可以。毕竟这个法律是针对全国所有人的，不是只保护有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