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参与审判，实行“陪审制”，有利于司法公正，体现出国家民主法制的健全和完善，可以将普通百姓的价值观与法律规则互补，有利于法院作出更接近群众、更合理也更合法的判断，同时可以监督审判工作，增强审判决策过程的透明度，抑制“黑箱操作”的司法腐败，从而促进司法公正。
陪审制度起源于奴隶制国家雅典、罗马，经历中世纪欧洲封建国家，抵达现今的西方
社会，可谓薪火相传。我国封建社会是没有陪审员制度的，县太爷成判官，一人来断案，惊堂木一拍，一切都搞定。尽管到了清朝末年，西风东渐，在1906年编成的《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中首次规定了陪审制度，但因阻力重重而未能施行。现在虽然有了人民陪审员制度，但由于没有《人民陪审员法》等等原因，人民陪审制度在实践中问题不少。
浙江省台州市某区上一届64名人民陪审员中，曾经出庭参加审判的只有17人，但其中个别陪审员的出庭率特别高，得了“出庭冠军”外号的陪审员一年陪审了250多次，几乎是在法院坐班陪审。据浙江《联谊报》10月25日报道，一些长期“坐班”的人民陪审员，或者承担虚职，或是下岗职工，“他们经常协助人员编制少、事务多的法院进行一些接待、执行、调解等法庭日常工作，领取按天计算的陪审补助费。”悄无声息中，有的陪审员“陪而不审”，有的却把陪审当成了“职业化”的工作。
陪而不审，是一个尚未解决好的问题。新华网7月14日曾报道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109名新一届人民陪审员走马上任的消息，这些陪审员是由选民推举产生的，上一届陪审员只有两人“留任”。那么，上一届的人民陪审员是怎么“出世”的呢？是在差额选举人大代表时，“落选者成为人民陪审员”。这样“诞生”的陪审员，在办案中“陪而不审”，最终成为聋子的耳朵、法庭的花瓶，实在用不着奇怪！
相比于许多陪审员“陪而不审”的情况，陪审员的固定化、职业化的潜在危害更大。北京某汽车运输公司的一位科长，就曾是20年的陪审员，陪审了几百起案件。陪审员成为“专审员”，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使他们的评判标准，和专任法官的渐趋一致，从而失去了来自民间的“非专业”观念。
陪审陪审，是“陪”也是“审”，那就是要做到既“陪”又“审”。“陪”，意味着你是非职业的；“审”，意味着不能徒有虚名、“陪而不审”。陪审制度在两极游荡，“陪而不审”、不发挥作用的这一极还没有解决好，有些陪审员已然成为了职业化的“专审员”，走到了天天出庭的另一极，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制度设计的缺陷。
马克思曾说“法官除了法律就没有别的上司”。这没错，但法官应该有工作中的“同事”——陪审员。让陪审员这样的“同事”不“同化”，那就需要优化制度环境和制度设计，就应该学一学英美的做法——一案一选、一案一任，而绝不是一干二三十年、一年中陪审两三百个案子。无论是消除“陪而不审”，还是消除“陪审员职业化”，都是依法治国之必需。
雷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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