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以宾

　　《楚天都市报》报道：近日，因拖欠银行、信用社贷款(总计本息为167万元)或为他人担保的贷款逾期，湖北省郧县监察局、人事局联合下发文件，决定对88名赖账的国家公务员，自10月起实行停职停薪的“双停”制裁，直至他们还清逾期贷款本息为止。

　　据说，从今年5月份开始，该县进行了信用环境专项治理。虽然采取了下发催收通知单、在媒体上发公告等形式，限定还款时间，仍有一些公务员置若罔闻。

　　中国毕竟已逐步进入法治社会，从近年来催讨银行债务的大量实践看，对那些“置若罔闻”的“老赖”并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例如，让赖账者“黑名单”在媒体上曝光就是颇为灵验的一招；而对那些对法院判决仍置之不理的赖账者，可使的招儿也很多，诸如强制执行、限制消费以至蹲班房等等。令人有些疑惑的是：湖北省郧县对88名赖账的公务员，首先该站出来说话或有所作为的债权人、司法机关却显得束手无策。出面解决问题的，倒是负责政府“内部管理”的监察局、人事局。由此，给人留下的一种感觉颇显滑稽：错把内科医生派去给外科急症病人治病。

　　在政府主导下治理信用环境，公务员首先应当为民表率。如此浅显的道理，想必任何一个赖账的公务员都十分明白。可见，一般号召、大道理、不痛不痒的教育，对于那些赖账的公务员已无实质作用甚至“对牛弹琴”。至于“双停”，估计会稍有效果，但既然可以“停”也就意味着可以恢复，最终恐怕还不能治本。以经济学眼光看去，也许能找出其“症结”所在，并提出更有效的思路和方法，那就是：必须增大公务员的“赖账成本”。

　　法治社会讲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理，商业性服务面前也应人人平等。无论你是何种身份，个人申请银行贷款时，都是一个与他人毫无二致的自然人，国家公务员也不能例外。

　　道理上是这样，可事实并非如此。可以说，政府公务员自和银行就贷款事宜打第一次交道时，就显出与普通百姓的明显不同。这种不同，既有心理上的，也有行动上的；既有贷款者方面的，也有银行方面的。种种“不同”归结到一点：政府公务员的赖账成本明显小于一般百姓。

　　例如：一般百姓假如故意赖账，很有可能马上进入“黑名单”并被媒体曝光；曝了光仍赖账，法院也不会客气，起码债权人不会客气。而假如政府公务员同样赖账，债权人、司法部门则可能存在诸多“禁忌”，甚至完全无法逾越的障碍。

　　我看，这种状况，大概既不能怪银行一方，也不能全怪身为公务员的赖账者。要怪只能怪一种大家常说的“中国国情”———政府官员手中仍掌握着太大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的使用几乎没有边界。尽管如今银行基本已实行“垂直管理”体制，但银行管理者从方方面面的利害关系出发，官员的脸色毕竟还是要看的，官员的面子毕竟还是要给的。

　　按说，在信用问题上，对“官”的要求不仅不能低于反而应该高于对“民”的要求。就“赖债成本”看，前者也应明显大于后者。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惟此，才能在中国特殊国情下达到一种对“官”与“民”在赖账制约上的平衡。

　　政府公务员因长期赖账、不守信用且造成恶劣社会影响而受到监察、人事部门的“黄牌”警告、纪律处分乃至被逐出公务员队伍，本在情理之中。但这仅仅是政府的内部事务，是政府为维护形象、纯洁队伍的一种必然措施。它和银行、司法部门对赖账的公务员的追究，完全是两个不同领域的事情。因为公务员与政府、贷款人与银行各自构成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同，适用的规则和程序也不同。既不应将二者混为一谈，更不能在二者之间搭建一座责任替代的桥梁。假如事实最终证明，湖北郧县临时性的“双停”措施并未有效解决公务员还贷问题，作为债权人的银行、信用社以及司法部门，又会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