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乾荣

　　柏杨先生文章，嬉笑怒骂，韵味深长，我爱读。但他有的话我不以为然———在《丑陋的中国人》一文里，他说：“中国人的毒话，连闺房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大学问家柏杨，应该懂得中国人的幽默，也应该知道这是修辞学上所谓的“倒辞格”，即运用跟所要表达的意思相反的词语突出本意。过去中国父母亲称爱子为“犬子”，夫妇则互称“冤家”，如今时髦女郎爱极了她的男友，却偏偏说“你真坏”，都是这意思。比如“冤家”吧，“不是冤家不聚头”嘛———只有咱俩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

　　如果真有一个挚爱者，他就是天天柔声“咒”你是“小可怜的”，或称你为“小坏蛋”，你恐怕都会觉得甜蜜蜜———尽管他不习惯像外国人那样说“蜜糖”或“甜心”。这或许谈不上文野之分，而是民族心理和习惯使然。所可惜者，人一但老之将至，夫妻间这样俏皮温馨的话语，便越来越少，甚至于没有了；尤其是，老年夫妇的一方谢世，儿女不在身边，另一个就更没有了哪怕是说一些废话的对象，简直能把人憋死、寂寞死。

　　我有一位关系极好的黄姓老师，已故。前些年她以八十多岁高龄而独居，我每次探望她，她都如过节一般欢喜，而我则要听她没完没了地倾诉，一两个小时过去，几次告别走到门口，她都一边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放，一边絮絮叨叨说一些无关宏旨的家常话。

　　我当时不太理解一个孤寂老人的心情，几乎吓得不敢去她家了。当然我还是一如既往地看望她，直至她去世。最近我读了一位老太太状告女儿“不孝”的一篇报道，才深切感到，那样的“说话”，真是十分重要。那个女儿给妈妈买了公寓，让老人丰衣足食，但就是不去看她。母亲在法庭上诉苦，她没有老伴，而她最需要的，恰恰是和女儿说话。还有一条消息说，一位老人打电台热线，说了半天闲话，主持人不知其所云，问他到底有什么问题，老人吞吞吐吐地坦白，就是想“说说话”，令人感慨和悲悯。

　　语言是情感交流的最重要工具之一。一个人，怎能无言，怎能没有说话对象呢！人在幼年，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甚至旁人哄逗，在青少年和中年阶段，更不乏对话者，那都是如诗如画的岁月，充满了彩虹和激情，连天籁，都和着他们的旋律而鸣。至于老人，倒不一定都感寂寞，但是像上述情况，笃定大量存在。刘连仁被日寇拉去当劳工，逃跑出来在日本大山里独自躲了十四年，被人发现时，连话都不会说了。这是特殊情况。而一般人老来孤独，从自然规律来说，比如老伴先逝，这是没有办法之事；但从人文环境来说，这却是可以改造的。如今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年长者日渐其多，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至少让他们有地方、有对象说话，确实不是一个小问题。

　　失去老伴的老年人再婚，当然有爱情因素，但他们也就是找一个相互扶持、知冷知热的“说话的”而已，却常常遭到儿女的阻挠和反对———他们想的只是如何顺利继承父母一辈子辛苦挣来的房子和钱袋，却说什么“一把年纪再婚，儿女面子不好看”云云，真是虚伪透顶。你把爹妈晾在一边理都懒得理，就有“面子”了？

　　陈红的一曲《常回家看看》，特别唱到了父母并“不求儿女做多大贡献”，但儿女们要多回家和父母“拉拉家常”。这最简单不过的大白话，为什么引起那么大反响？它是社会的需要，更是老年人的心声。如果只有老爸或只有老妈，儿女不更应该对他或她多一些体恤吗！

　　拿旧话说，当你的父母把你这个“犬子”介绍给人的时候，他们说的其实是“贵子”，很为你自豪；他们老了，你可千万别把他们当成“老不死的”———这可谈不上修辞学上的“倒辞格”，更没有一点儿幽默，而是地地道道的野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