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党国英

　　近几年，媒体不断讨论诚信问题，是因为社会环境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已经严重影响到各种社会交往，对经济发展发生了腐蚀作用。如果算一笔账，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商业欺诈所带来的损失一定是一个不小的数额。多数论者希望通过教育来提高国民的诚信意识，这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仅仅靠教育是远远不够的。诚信问题的另一面是社会环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社会环境不改变，诚信问题终究不能解决。

　　一个民族在社会交往中的诚信程度与所谓民族性没有关联。现在我们一般认为西方发达社会的诚信程度比较高，但在它们的历史上却不是如此。我们知道，欧洲特别是西欧和北欧的民族以航海以及海上战争为其发迹的起点；航海对欧洲历史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中，北欧海民对欧洲的航海历史又有重大影响。我们甚至可以将现代欧洲制度(包括它的社会诚信程度)的演变推及到北欧人的航海。但是，历史上最大的、最著名的欺诈，却无可更改地与北欧海民联系在一起。当挪威海民发现冰岛是一个非常适合殖民的绿色世界的时候，他们把它叫做“冰岛”，那是告诉其他欧洲人，这里冰天雪地，不适合人生存，不要来这里，好自己独享这个世界。当一部分冰岛人发现格陵兰这个真正的冰雪世界，但想要吸引移民的时候，却谎称这里是鸟语花香的绿色世界，即“格陵兰”(Greenland)。第一次大规模移民就发生了悲剧，25艘船有10艘葬身海底。北欧海民在战争中也常常使用欺诈的手法来获得胜利。进一步分析，在欧洲这个主要由半岛和岛屿构成的多民族社会里，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商业活动的社会单元，在错综复杂的多社会形态的边界上，欺诈是必然的。因为在这种边界上，商业活动是不规则的，人们对重复交易不抱希望，欺诈行为就成了理性行为。但在一个稳定的商业活动的社会单元内部，如果所有权是相对明晰的，则诚信程度是有望提高和保持的。

　　经过漫长的血腥战争，西欧的国家边界才在17世纪以后慢慢地稳定下来，一些制度发明(如现代议会制度、私人所有权、股份制度、核算制度等)逐步产生或推广，商业活动的环境获得改善，诚信程度才开始相应提高。但这个变化和所谓民族素质还是没有关系。一个外国人与欧洲人打交道，如果对方笃定是和你在进行一次性的交易，那么，他会忘记诚信原则的。但如果你深入到这个社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情况就会根本不同。一位好几年前偷渡到英国的福建人，对此有深入体会。他发现英国人很容易相信他人，只是他把这称为“傻”。他说，这里的人傻，挣钱就容易；越南人、台湾人、中国大陆人到这里来久了，也会变傻。这是多么精到的观察，又是多么浅显的表白！不论什么民族，只要他进入一个环境，就服从了这个环境的规则，这个规则就可能使他的生产力得以提高，也使他的个人境遇得以改善。所以，那位福建同胞梦寐以求的是一张英国的居留证，并不怕自己也变傻。

　　我观察，中国的传统社会反倒比欧洲“传统”社会拥有相对高的诚信程度。如果一个人观察过20年前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会相信那里的诚信原则是行得通的。中国除过周期性的动乱之外，其他时期的社会环境相对稳定，不像欧洲那样即使没有战争，也往往处于战争的预备状态。所以，中国传统社会容易在民间建立诚信往来。中国人也没有得到机会跑到非洲用玻璃球去换奴隶。最大的问题发生在官府和民间“交易”上，但在封建社会，中国的官府常常是赤裸裸的掠夺，倒也不需要经常使用欺诈的手法。这里，问题的性质主要不在于诚信与否，而在于对暴力的服从与否，因为那政权本来不是与人民进行商业交易的，尽管我们可以用经济学的交易理论来分析这种关系。所以，中国民间对官府历来是以畏惧为主，不敢想去改变他们与官府的关系；在受不了掠夺的时候，也只是希望换一个好皇帝，只可惜这种愿望注定不能满足。

　　20多年改革不仅使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受到巨大冲击，也使农村传统社会结构开始大规模解体；中国社会引入了大量新的生产方式，交易的物质条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使中国的经济活动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这种环境之下，我们的制度建设的步伐赶不上经济活动本身的速度，是诚信问题突现的根本原因。固然我们可以找到其他一些不可忽视的欺诈根源，但归根到底是两个治理结构的问题，一个是企业(商业)治理结构，另一个便是政府治理结构。平心而论，我们在这个方面都有很大进步，但与“完全市场经济”的要求还差很远，尤其对后一个治理结构的战略安排还不明晰。商业治理结构的关键是所有权问题，这个问题在城市经济中改进较多，但在农村经济中严重存在。正因为农民的土地面临问题，才使农民处于焦虑和茫然之中，酿成农村社会不稳定的关键因素。在政府治理结构方面，这几年进步可观，但一些地方政府过多插手经济活动，且这种权力没有有效制约，使大量的经济项目成为“首长”个人项目，同样无法取信于民间商业人士。这不仅使民间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如履薄冰，也给政府官员创造了极易踏进腐败深渊的无尽机会，两者相加，中国商业活动的前景殊为堪忧。中国社会的诚信，有待这两个方面逐步的、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