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鲁宁

　　1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刊出新华社记者采写的报道，披露江苏、上海、广东等省市“级级下任务、层层压指标、拼地价、比税收———招商引资几成‘让利竞赛’”的不良现象。其实，这种“不良现象”绝不限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在许多县市，卖地招商还只是幌子，靠卖地收入填补地方财政的窟窿才是事情的本质。“让利竞赛”本质的问题究竟出自哪里，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同样，如何才能有效地遏制“让利竞赛”也是各说各有理的问题。我注意到，该篇报道借南京大学商学院国际经济贸易系主任张二震教授之口提出：“政府干预下的招商引资，使本应在成本导向下的企业投资行为与追求地方利益的政府行为合二为一，扭曲了市场信号。如听任这种现象持续下去，不仅损失了地方财政，而且导致了土地等资源的极大浪费。解决资源的粗放利用问题，最主要的是制订科学合理的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

　　审读上面这段话，人们自会发现，立论者提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向是寄希望于“制订科学合理的经济社会评价体系”。

　　毫无疑问，这的确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向，但还够不上“主要方向”。

　　深入分析下去我们会发现，“评价体系”的变革依赖于政府职能的变革和真正的政府财政———社会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25年来，国内无论是经济体制改革还是政治体制改革，都立足于“渐进式”的逐步推进。考量“评价体系”的属性不难发现，变革“评价体系”属于政改的必要内容。即使新的“评价体系”的确能遏制“让利竞赛”，在这个相当长的过程中，“让利竞赛”也还会持续与蔓延下去。或者说，寄希望于“评价体系”，有点儿远水难解近渴。

　　事实上，剖析“让利竞赛”愈演愈烈的成因，我们再没有理由回避现有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虚置”问题。按现有法律，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这个“集体”在计划经济年代依附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而现今，因为“集体”的概念很模糊，农村土地的产权事实上主要由县、乡两级在“代理”。依赖于农村土地生存的农民，其对农村土地的使用权尽管也有法律予以一定程度的保护，但在事实上，这个使用权与基层政府实际所拥有的“处置权”相比，是相当脆弱的。正是法律规定的模糊性及由此带来的两种权限的不对称性，才导致了如下情况的反复出现：基层政府一方面低价征用农村土地，另一方面以招商引资的名头出卖农村土地。由于得来全不费功夫，出卖的过程中出现“让利竞赛”不足为奇。

　　我个人认为，“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有利于……”的论述，是十六届三中全会重大的理论创新之一。现在，二产、三产领域建立产权明晰的“新公有制”已经势不可挡，那么在农村土地的产权明晰问题上，我们是不是也该与时俱进呢？一旦农村土地的产权“落”了地，再辅以到位的政改及以公共财政制度的建立，诸如“让利竞赛”的顽症就会不治而愈！反之，诸如“让利竞赛”之类，不管善良的人们如何呼吁，都仍会继续存在并恶性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