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杰人

　　在经历了近20年的“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调整之后，有关一个主权国家公民权利重要事项的法律——《居民身份证法》终于出台了。这部被有关人士称为“规范宪法性事项”的重要法律将于2004年元旦开始施行，虽然法律文本尚未全文颁布，但官方通讯社的报道已经透露出该法的一些重要原则，如警察不得随意查验公民身份证、除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情形，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扣押居民身份证、未满16周岁公民可以申领居民身份证，等等。

　　1985年9月6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居民身份证条例》，标志着中国开始依法实施居民身份证制度。但由于多种原因，在世界各国被普遍实行的这一制度在中国实行10多年以来，一直停留于初始阶段。有专家评价说，中国身份证制度的原始性表现在很多方面，从技术层面看，身份证信息含量少，技术性差；从权利层面看，中国的身份证并不象很多民主国家一样被视为“公民身份和权利的载体”，最典型的表现莫过于警察可以借执行公务为名随意查验任何一个人的身份证，而很多单位和个人甚至一个临时保安员都可以扣押居民身份证。

　　顾名思义，居民身份证就是拥有一国国籍的公民，依照法律领取的记载其个人基本信息资料、表明其合法公民身份的有效证件。在宪政国家，公民是国家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宪法所保障的终极目标。由于身份证是公民身份和权利得到一国法律有效认可和保护的形式要件，因此可以说，身份证是公民权利的外化形式，与此相关的身份证法律即属宪法范畴。

　　在现实生活中，身份证还是公民办理很多事务以及享受某些权利的必要前提，如存款、申领驾驶证、就业等。因此，身份证还是公民真正享受权利和生活的必备条件。

　　既然如此，尊重公民的身份证，其实质就是对人权的敬畏；自觉严格遵守有关身份证的法律规范，就是遵守宪法的表现之一。

　　遗憾的是，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我国虽然建立了居民身份证制度，但由于法律的粗陋和有关机构人权意识的不强，我国的公民身份证并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和尊重。

　　先以立法为例，1985年的那个条例第13条规定，“公安机关在执行任务时，有权查验居民身份证，被查验的公民不得拒绝。”这一规定将警察查验公民身份证的权力无限扩大，相对而言，公民有关身份证的权利在警察权力面前毫无防御能力。如果用直白的话来解释这一规定，其实就是“警察想查就查”，因为，是否执行任务，只要警察自己才知道，他只要想查验谁的身份证，马上就可以说自己在执行任务。显然，这样的规定非常不妥，它的直接后果就是导致居民身份证毫无严肃性可言，更不用说宪法性权利或者人权了。

　　提到身份证被检查的遭遇，也许很多公民都有怨气。现实中，一个公民好端端地走在大街上，说不准就有一个穿警服甚至便服的人走过来检查身份证。至于因为忘带身份证就被收容审查甚至殴打致死的事例，也并非一起两起。由于警察的过度盘问和检查，身份证这一本应给公民的权利保障带来方便的“证权证书”，反而变成了公民沉重的负担。

　　依照原来的立法规定，只有16岁以上的公民才可以申领居民身份证，这实际上就等于宣告16周岁以下的公民无权领取身份证。显然，这和身份证作为“证权证书”的属性不符，因为，16周岁以下的人也是公民，为什么他们就不能领取身份证呢？如前所言，由于公民在生活中有很多事情都必须先出示身份证才能办理，那么禁止16周岁以下的人领取身份证，其实就是限制了16周岁以下公民的基本权利。

　　再以扣押身份证行为为例，虽然1985年的那个条例规定了身份证不应被随意查扣，但在现实中，各种不同执法主体，甚至是一个临时保安员，都“有权”扣押公民的身份证。他们这种行为虽然违背了法律的规定，但却有形形色色的依据，比如地方的土政策，或者公安机关内部的授意，等等。

　　无论是立法上的缺陷，还是行为中的违法，其实都体现出这个国家原来对身份证认识的偏差。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是立法者还是执法者，多数人原来都将身份证看作是对公民进行管理或者统治的工具，这样一来就有了无限制检查和违法扣押身份证的荒唐现象。

　　这一次的立法，不仅从技术层面上解决了有关身份证法律的地位问题(由原来寥寥20条的条例到今天基本成熟的法律文本)，更重要的是通过立法确立了一些尊重和保护身份证的基本原则，比如前文提及的有限查验原则、禁止随意扣押原则、自愿申领原则，等等。这些原则肯定了身份证作为公民基本权利载体的地位和尊严，其实质就是对公民权利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