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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朱四倍

　　《大河报》11月12日以《张之琛疑因抑郁症跳楼其妻曾尾随其到天台苦苦相劝》为题，对香港特区警务处助理处长张之琛跳楼自杀事件进行了报道。11日，中国新闻网也报道了此事件，并且从临床心理学方面解释了原因，张的同事和有关官员也介绍了张的情况。此前，媒体还报道过三起相当级别的内地官员自杀事件，但是公众的议论却集中在这些官员是否贪污、是否情杀和是否应该及时公布官员自杀详情等方面。

　　同样是官员自杀，为什么我们的关注点却不一样？公众的反应也不一样？这究竟说明了什么？如果从官员的道德形象方面进行解读，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市场经济对官员的考验是两方面的，一方面考验官员是否具有驾御市场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考验官员的政治立场和道德修养。当前的一个现实是，不少官员在利益最大化和拜金主义影响下，道德意识发生了蜕变，官德在某些人身上已经坍塌。内地公众对官员自杀的疑问，不在于对其能力的质疑，而是集中在官员的道德形象方面。正是对官员道德形象的质疑，才导致了公众对官员自杀新闻的高度关注。而香港公务员自杀并没有引起公众对其道德的质疑，而是从心理学方面寻找原因。这说明香港公务员在市民心目中的道德形象令人满意，他们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和理解。

　　社会大变革时期，各级官员作为权力行使主体，他们的道德追求和道德情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勤政为民、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等好的因素正在兴起；另一方面，权力寻租、贪污腐化、生活作风糜烂等坏的因素也在滋长。从一个社会道德风尚的转变来看，官员的道德风尚对整个社会的道德风气有着不容抹杀的作用。可以说，官员的道德风尚引领着社会的道德风气，官员的道德素质和道德取向决定着整个社会道德的演变轨迹。

　　领导学的绩效理论告诉我们，道德效应是领导者获得工作绩效的重要因素。没有良好的道德效应也就没有领导绩效。官员的道德效应，从微观上看，是一个人、一个单位的问题，是局部性和阶段性的问题，但是这方面的问题如果积累下来和扩展开来，就会影响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从内地官员自杀导致的公众疑问，我们可以看出，官员的道德形象应该得到正视。只有当官员的道德形象在公众心目中有了相当的“重量”，官员自杀才能被视为一个平常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