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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朱四倍

　　《北京娱乐信报》11月16日以《再过9天巴金一百岁中国文化界庆祝活动启动》为题报道了《巴金百岁喜庆艺术大展》开幕的新闻。与此同时，北京、上海、成都三地也举行不同形式的庆贺活动，就笔者看到的新闻，光“贺礼”就有新竣工的巴金文学院新馆、雕塑“东方美神”等。

　　作为享誉国内外的语言艺术大师、德高望重的作家，我们当然要热烈地祝福百岁的巴金老人。但是，仅仅是举行一些展览和送给巴金老人礼物吗？这样的庆祝活动价值几何？我们是否应当以一种更接近巴金的精神本质、更触及灵魂的方式来祝福巴金，使诸多的庆祝活动不致流于形式主义？

　　巴金说过卢梭是18世纪世界的良知，托尔斯泰是19世纪世界的良知。在我国，很多人认为巴金是世纪之交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笔者曾经与一位对现当代文学比较有研究的教授探讨如何庆祝巴金百岁的话题，他说，可以设立巴金基金奖励后人，但最根本的，则是“我们都说真话”。相信很多人对此深有同感。

　　巴金先生把“说真话”当成是维护良知与操守的武器，当成衡量自己人格标准的最后底线，这是巴老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因此，祝福巴金老人的首要一条，就是反思我们该怎样讲真话，怎样坚持自我的操守和良知，这是对巴金老人表达尊重的必然选择。

　　其次，我们应该学习一下巴金老人的忏悔意识。巴金在《最后的话》中表示，“重读过去的文章，我绝不能宽恕自己。人们责问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样痛苦，正因为我无法使笔下的豪行壮举成为现实。”深深的自责和沉痛的忏悔始终缠绕着巴金，并不仅仅因为创作，对文革的反思，也促使巴金老人向心中的上帝———人民深沉地忏悔。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我们都应该反思：巴金的忏悔意识是不是社会和时代所需要的？我们要不要学习？该怎样学习？巴金的赎罪意识，我们又保留了多少？

　　第三，我们应该学习巴金老人始终关注全人类的胸怀和关注底层人民的情怀与责任意识。法国学者白礼哀在20世纪40年代就说过：巴金是“人类苦难的歌人”。他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因为他认为任何个体“都是人类的一份子……他们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生命，活动，幸福，爱情，不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也是为别的人……”(见《复仇》)

　　巴金老人是我国知识分子独立思考、自由言论的旗帜。他需要我们学习的有很多，不过这些学习显然并不是通过几个展览和礼物就能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