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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朱四倍

　　《北京娱乐信报》11月16日以《再过9天巴金一百岁，中国文化界庆祝活动启动》为题报道了《巴金百岁喜庆艺术大展》开幕的新闻。与此同时，北京、上海、成都三地也举行了不同形式的庆贺活动，有巴金文学院新馆竣工、雕塑“东方美神”落成等。

　　巴金是享誉国内外的大师，他的百岁诞辰我们当然要庆贺。但是，仅仅是举行一些展览和送给巴金老人一些礼物吗？这样的庆祝活动价值几何？我们完全有理由追问：这样的庆祝是否深入到巴金的精神本质？更要追问：这样的庆祝能在多大程度上触及我们的灵魂———只有这样，才能使庆祝活动不流于形式。

　　巴金说过，卢梭是18世纪世界的良知，托尔斯泰是19世纪世界的良知。在我国，很多人认为，巴金是现今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笔者曾经与一位对现当代文学比较有研究的教授探讨如何庆祝巴金百岁。他说，要设立巴金基金什么的，奖励后人。我说，如果从最根本上说，应该怎样庆祝呢？他说，那就是我们都说真话。相信很多人对此深有同感。巴金先生把“说真话”当成维护良知与操守的武器、衡量自己人格标准的最后底线。与某些人士暧昧的态度相比，这是巴老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不过，这些东西很难通过一系列程序化的庆祝活动达到目的，因此我们就该反思：怎样讲真话，怎样坚持我们的操守和良知。这应该是祝福巴金老人的必然选择。

　　第二，我们应该学习巴金老人的忏悔意识。巴金在《最后的话》中表示：“重读过去的文章，我绝不能宽恕自己。人们责问我为什么把自己搞得这样痛苦，正因为我无法使笔下的豪行壮举成为现实。”这发自心底的语言，我们可曾领会？深深的自责和沉痛的忏悔是缠绕巴金一生的情结，并不仅仅是因为创作，也是为着作品中那些冤屈的灵魂以及造成这些悲剧的时代和社会。对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应该反思：巴金的忏悔意识是不是社会和时代所需要的，是不是多余的？我们要不要学习，该怎样学习？巴金的赎罪意识，在我们身上存在吗？

　　第三，我们应该学习巴金老人始终关注全人类的胸怀和关注底层人民的责任意识。法国学者白礼哀在20世纪40年代就说过：巴金的“拿手文章是悲哀”，他“是人类苦难的歌人”。巴金以人类之悲为自己之悲，因为他认为任何个体“都是人类的一分子……他们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生命、活动、幸福、爱情，不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也是为别的人，为他们所知道、所深爱的人们。失去了这一切以后所发出的悲哀，乃是人类共有的悲哀”。

　　第四，不能让“巴金为我们活着”。据报道，1999年春节前，巴金老人因病不得不做气管插管手术。他先是坚决不愿意，经解释后被迫同意了。他沉重地说：“从今天起，我为你们(指他周围的人们)活着。”并且他曾经多次引用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里的名言：“人们，我爱你们，你们要警惕！”这一切都无愧于巴金老人作为我国新旧世纪之交的“精神界之战士”的形象，也是知识分子独立思考、自由精神的旗帜。巴金，需要我们学习的有很多方面，不过学习并不是通过几个展览和礼物就能达到目的。祝福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我们都要扪心自问：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祝福巴金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