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永忠

　　《中国改革报》11月12日头版头条，报道了湖南邵阳市推行领导干部辞职制度的做法。一年来，全市共有40多名处级干部辞职。我以为，这是继农民“下田”待工、工人“下岗”待业、职员“下课”待聘等改革举措后的又一重要改革动作。

　　建国50多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是国家公职人员的“能进不能出”，以及领导干部的“能上不能下”。过去，问题不突出、不严重，主要是因为执政时间短，机构膨胀、干部老化、队伍僵化的情况不明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20多年来，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稳步提高。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却搞得红红火火。

　　但是，由于执政时间长了，由于缺乏正常的进出上下通道，国家公职人员的“不能出”、领导干部的“不能下”问题，在过去的基础上，日积月累，更加突出，已经成为21世纪制约我们进一步深化改革的瓶颈，成为必须下决心认真对待并切实解决的突出问题。

　　实践证明，解决“能进能出”、“能上能下”，根本出路在改革，关键在制度。

　　邵阳实施“能下”方面改革的成功之处有三：一是制定了比较完整、规范的制度文本——《邵阳市领导干部辞职暂行办法》，使其在制度的刚性约束下，“辞”之有理，“下”之有据；二是建立健全了一系列有关“下”的考核体制，使其在体制的保证下，“辞”得合理，“下”得服气；三是给“下”的干部找“台阶”，给“上”的干部加“压力”，使其在机制的运作下，变“没盼头”为“有奔头”。

　　改革开放，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化进程。在使资金、物资等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的同时，农业、工业、服务业的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也在提速。因此，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力不断拥入城市，大批工厂里的剩余劳力下岗待业，不少职员下课待聘。经济体制转换和经济结构调整，需要对人财物等资源进行重新整合与优化配置，以获取最佳效益。

　　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整体上和总的目标上，肯定会收到最佳的效果，但在一定时间和一定阶段也会使一部分人的利益相对受损。因为，任何改革都是有成本有代价的，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的改革也同样如此。

　　事实上，中央在改革之初就确立了一条极具远见的原则———“老人老办法，新人新政策”。对“打下天”的“老人”，用离休的办法，终身保留其职级待遇；对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陆续走上领导岗位的“新人”，则用新政策对其进行明确而严格的规范，以确保其既“能上”，又“能下”。所谓“新人新政策”关键就新在“能下”上。

　　需要强调的是，邵阳市在领导干部“能下”方面的改革，之所以更令人称道，就在于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改革成本和代价，不仅是由我们的农民、工人、职员来承担，而且身为人民公仆的各级领导干部，也真正投身于改革，实际并直接加入到承担的行列中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邵阳市领导干部的“能下”改革，是践行“三个代表”的实际举措，是牢记“两个务必”的具体行动，真正体现了“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我们不仅有理由为邵阳的这一试点叫好，而且更应为在更大范围上推行这一“能下”的改革而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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