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之纯

　　贵报昨日刊发《民工里站出一个“王海”会怎样》一文，作者认为，“解决欠薪不缺政府干预，不缺体制，也不缺法律，单单缺的是一个‘王海’。欠薪难题所以成为‘痼疾’，很大程度上在于民工中缺少一个像王海那样的‘维权范本’来给这个群体以维权的知识、维权的信心和维权的路径依赖。”

　　笔者不能同意该文章所表述的观点。事实上，民工并不缺乏“维权的知识和维权的信心”，对于“维权的路径依赖”也很明了。“欠账还钱”或“干活就要给钱”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民工们不可能连这点“维权的知识”都不懂；至于“维权的信心”就更是充足，你想连跳楼都不惧了，还能说没有信心？因此，民工被欠薪，说到底是因为路径不畅，司法、劳动等职能部门没有给予民工一种广泛且有力的支持。前不久“总理讨工钱”的高效率正好从另一面说明了在追讨欠薪方面政府的可能“能力”。

　　民工是高工作强度、低收入的弱势群体，让他们独自面对无赖的工头和不作为的职能部门是残酷的想法。王海打假索赔之所以能够成功，基本靠的是“马拉松官司”，但对民工来说，他们显然很少有人能承受得起如此之高的维权成本，一场“马拉松官司”便有可能让他们的妻儿尝到冻馁之苦。不管王海打假的动机如何，但客观上王海还有“利润”的回报，但让民工们拿出本就为数不多的薪金来作为维权的成本是荒唐的。因此，追讨欠薪只能靠相关职能部门来完成，或充其量由政府资助的非赢利机构来帮助完成。

　　寄望“民工王海”追讨欠薪，把民工推向前台“各自为战”，也有为职能部门开脱责任之嫌，掩盖了问题真正的症结。因此曹林先生的这种期望，对民工维权来说不仅是逐末之法，而且还是一个十分危险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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